以色列疫苗采购夺冠，为何台湾不行？台湾生技人才出走的警讯
● 黄韵如／教授，国立台湾大学医学系教授暨防疫科学研究中心国际合作计划主持人● 郑如韵／任职台湾大学防疫科学研究中心● 高子翔／博士，欧洲台湾生技协会创会会长兼理事长● 苏育平／外交官，前驻以色列代表处秘书
1. 前言
时至今日，台湾对抗疫情的策略朝向群体免疫为目标。在 2021 年 2 月 18 日，蔡英文总统在脸书提及台湾疫苗的采购及研发进度 [1]，接着，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也诏告国人疫苗采购须秉持 4 大原则：安全、有效、可以买、有人愿意用 [2]。
近来「因为台湾防疫做得好，所以可以观察其他国家施打疫苗的反应，再去选择和哪间公司／国家采购疫苗」的说法喧嚣尘上，可以反思的问题是：疫苗采购真的如此单纯吗？
当社会沸沸扬扬地讨论BNT疫苗采购，可能因为政治因素和商业谈判受阻的同时，不妨回顾本团队上一篇文章〈台湾作为防疫优等生，为何在『疫苗战』失去主控权〉，探讨新加坡的疫苗战略，如何强化自己的商业战略地位、善用主权基金，让一个蕞尔小国坐拥健全的生医制药产业生态圈体系，更使全球十大药厂的其中 7 家愿意建设制药生产线产房，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使国民有机会快速接受疫苗接种，也确保经济活络、站稳在亚太和全球贸易的枢纽地位。
▲ 图／路透
2021 年 2 月 15 日，就在台湾为取得疫苗举国欢腾的前几天，另一个位在中东地区的小国以色列，发出辉瑞（Pfizer）的 COVID-19 疫苗能下降 94% 感染率的珍贵数据，这份因大规模注射而得到的研究结果，也在不久后发表于国际知名期刊《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
随着疫情战线延长，世界各地的确诊率大幅降低，由以色列在快速大幅施打疫苗之后，所得到的相关临床数据也进一步验证，施打疫苗除了有效预防 COVID－19的病毒传播，也可防止感染患者演变成重症或死亡的情况 [4]。
本文接下来要探讨，疫苗采购的国家资本和国际人脉，邀请到两位专家共同撰写，分别是前驻以色列代表处秘书苏育平先生，以及旅居瑞士创立欧洲台湾生技协会（Europe-Taiwan Biotech Association, ETBA）的会长高子翔博士。
▲ 图／路透
本文分析重点有二：
一、以人口不到千万的年轻国家以色列为例，如何从不可抗拒的大离散（diaspora）动荡飘摇命运中遍地开花，在紧绷的疫情中，透过总理纳坦雅胡与 Pfizer 犹太裔执行长Albert Bourla的 17 通电话，让最初疫情失控的以色列，优先取得疫苗及施打保障 [5]，扭转局面。
二、带领读者认识台湾生技人才同样经历出走全球的离散、遍地开花，进而组织自发性的台湾生技社群，期许台湾政府正视并链接散居在海外的台湾生技制药菁英。
台湾在疫苗采购上面临许多不可抗力的因素，文末，本团队建议台湾，如何借由防疫黄金三角的架构，善用台湾人才、链结国际人脉网络、增强国内产业体质，优化深化台湾「平时备战，战时作战」的韧性与永续。
▲ 图／路透
2. 从两千年大离散到掌握疫苗战略的以色列
2.1 犹太人在流离中滋养强韧的民族性
因宗教信仰与统治地中海东岸的罗马帝国多神教信仰抵触，犹太人在约 2000 年前，因不断地掀起反叛以对抗罗马帝国，而被多次军事镇压。在西元 135 年时，罗马军团摧毁耶路撒冷的犹太圣殿，将犹太人全数驱逐出境，自此犹太人开始长达近两千年的大离散（Diaspora）。
失去了国家与家园，只能寄居在不同文明及信仰的异国社会，辛苦卑微地求生存。即使分散各地的犹太人，从出生到死亡从没实际踏足耶路撒冷，但每天祷告、犹太节日与重要场合交谈话题，都是有一天要回到耶路撒冷。
寄居以基督教文明为主体的欧洲社会的日子并不好过。从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开始，就把犹太教列为异教与迫害的对象。犹太人作为在所处之地人数永远居于弱势的少数民族，很容易在多数民族残酷统治时统治不力时，被君王当作代罪羔羊。因此，犹太人14 世纪在西班牙被迫害驱离、19 世纪在俄罗斯经历两次沙皇大屠杀、20 世纪 30 - 40 年代遭逢纳粹大屠杀，以及 40 - 50 年代阿拉伯国家的驱离等，都显现犹太人历史上颠沛流离、受害的一面。
1881 年 3 月俄罗斯帝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沙俄帝国政府将之归咎于犹太人，继位的亚历山大三世因而对境内 500 万犹太人展开全面性地大规模种族屠杀。在 1881 年、1892 年、1903 年的三次大规模屠杀，让沙俄境内犹太人吓坏纷纷举族大规模出逃，在 1890 年至1930 年间，逃至美国新大陆的犹太人就超过 200 万人，而到 1948 年以色列建国时，居住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则有 60 万人。
随着 1948 年以色列建国引发的第一次以巴战争，以犹太人的大胜作结，居住在各个阿拉伯国家中的 85 万犹太人，纷纷受到当地政府的迫害与驱逐成为难民，好在当时以色列政府以大规模空运、海运方式，将这些犹太人接回以色列。因此虽然这些犹太人一无所有地来到以色列，但也靠一己之力与家人共同建立在以色列的犹太家园生活。
在 1990 年苏联瓦解后，最后一批大规模的苏联犹太人移民潮来到了以色列与美国，计有 110 万苏联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直到 2020 年，从俄罗斯乌克兰移民到以色列的犹太移民数量，仍居于首位与第二位，也有许多苏联犹太人移民到北美。这批苏联犹太人，包含当时苏联精英的科学家、医护人员、技术专家、教授研究人员等，可以说以色列后来高科技发展与新创产业爆发，也是被这群苏联犹太人带动起来的。
然而，移民美国的犹太人，也对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 图／路透
2.2 犹太人在美国的显著影响力
由于历史渊源，原本散居在东欧、前苏联地区、中东北非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从 20 世纪开始就逃离迁徙，辗转聚居在美国与以色列。
犹太人的外表面貌，与西方人无异，尤其是原东欧、西欧或俄罗斯出身的犹太人。即便如此，犹太人的世界观、家庭观与价值观，却与白种美国人大相径庭。白种美国人崇尚自由主义、个人主义，18 岁就离家自创人生，靠学贷上大学，找好工作赚钱成家，买栋市郊房子、买辆皮卡车实现美国梦。而犹太人的人生目标，却截然不同。
2000 年的散居过程中，犹太人靠的是血浓于水、无比凝聚的国族网络关系，将宗教信仰、家族与个人存活绑在一起、互助共荣，因此犹太人家庭关系极度紧密。而在离散过程中被各国驱赶、迫害的经验中，犹太人也学会唯有脑袋中的知识抢不走，其他再多金银珠宝、土地产业，都是欧洲统治者随时可以剥夺的。
与华人父母相同，犹太家庭十分重视下一代的教养与教育。因此，紧盯小孩课业、接送小孩上各种补习班与才艺班、存钱让小孩上美国常春藤名校，都是犹太家庭的日常。从美国名校的入学开始，犹太学生人数比例就居高不下；到了毕业后，当其他美国学生在努力偿还学贷时，由父母支付学费的犹太学生早以无债一身轻，全心打拼自己的美好人生。重视教育的美籍犹太人，也在顶尖的研究领域发光发亮。例如，美国籍的诺贝尔得奖人中，超过三分之一是美国犹太人；大学校园中，犹太裔的教授、讲师也特别多。
犹太人建立起绵密的民族网络，尤其在美国政界、商界、金融界影响力举足轻重，美国前总统川普的犹太女婿库许纳的发迹，就是其中的例子之一。
在政界，作为少数民族，美国犹太人本能上对种族主义的反感，并坚定反对白人至上（White Primacy）的理念，在族裔政策上与黑人、拉丁裔、华裔等立场接近，有 95% 犹太选民支持民主党，但这并不代表共和党就能够讨厌或敌对犹太人。
在美国，犹太人在政界有超过其人口比例的影响力 [6]，虽然历届美国总统没有一个犹太人，但美国总统候选人不分政党都高举犹太人，支持以色列，并抹黑对手是反犹太主义的或讨厌犹太人等等。犹太人懂得枪打出头鸟的老话、懂得在基督教文明为主轴的美国社会中惦惦吃三碗公，更懂得在幕后操控，比起直接出来掌控权力更加有效。
▲ 参考第 117 届美国国会宗教组成席次，犹太教在众议院的 453 席中占 25 席（约为 5.8 %），参议院 100 席中则占 8 席（约为 8.2%），若仅看犹太裔人数，在国会的所占比例约 6.4 %，这样的高比例加上犹太人居美国少数民族投票率最高的状态下（84%），多能选出代表犹太人声音或利益的国会议员 。（图／翻摄皮尤研究中心）
在商界与金融界，仅占 2％ 人口的犹太人创立大多数的大型对冲基金，其中包括 SAC Capital Advisors、索罗斯基金管理、Och-Ziff 资本管理、GLG Partners、文艺复兴科技、Elliott 管理公司，以及大型公司如黑石 Blackstone、 Cerberus 资本管理、TPG 资本、黑石 BlackRock、Carlyle 集团、Warburg Pincus 与 KKR 等资本管理公司。
2.3 纳坦雅胡与他的美国人脉
1949 年出生于以色列的现任总理纳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父亲 Benzion 是历史学家，祖父 Nathan 是一位犹太拉比（即犹太教师，如同基督教的牧师）。
▲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图／路透）
纳坦雅胡从小随父母住在美国，1967 年从美国高中毕业后返回以色列服兵役，参与过多场以色列与周边国家的战役。1972 年起他赴美就读麻省理工学院，1975 年获建筑学士学位，1976 年取得麻省理工学院史隆管理学院硕士学位，随即被猎人头公司找去波士顿顾问公司担任经济顾问。他在 1978 年返回以色列担任公职，1982 年担任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公使，1984 年至 1988 年纳坦雅胡担任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也就是在这段派驻纽约时期，与前总统川普的父亲 Fred Trump 成为好友。
川普总统在四年总统任期间，将美国对中东政策一味向以色列倾斜，包括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把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移到耶路撒冷、不再指责以色列扩张在西岸与东耶路撒冷的犹太屯垦区、承认以色列从叙利亚手中军事占领的戈兰高地的领土主权、要求巴勒斯坦接受美国与以色列提出的和平方案、对巴勒斯坦的抗拒祭出外交制裁、经济封锁等。
为了以色列的外交破冰，川普尽一切力量促成海湾理事会（GCC）成员多个国家与以色列建立正常化关系，甚至信口开河，承诺将苏丹从包庇恐怖份子国家名单中去除，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军事占领的领土主权等。
到了执政后期，美国川普总统俨然成了以色列的外交部长，完全置美国国家利益于不顾，投注无数外交资源，替以色列外交破冰开路，例如川普女婿库许纳，穿梭中东各国不是达成美国的战略目标，而是为以色列的国家利益与外交利益在奔走，更遑论在欧巴马卸任前，决定将每年给予以色列的无偿军事援助，从30亿美元提高到38亿美元（相当于1100亿新台币）。此等差别待遇，对于同样是以美国马首是瞻的台湾，只能心生羡慕。
或许连纳坦雅胡自己都无法想像，他的世交——美国好友 Fred 的儿子 Donald，竟当上美国总统。这并不是唯一的巧合，更巧的是在川普任期的最后一年，全球爆发世纪瘟疫 COVID-19，而优先通过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COVID-19 疫苗核准上市的制药厂是美国 Pfizer 大药厂，而该药厂的执行长是美国籍希腊犹太裔Albert Bourla！
▲ Pfizer药厂执行长犹太裔Albert Bourla。（图／路透）
美国犹太人在政治上是以色列最好的外援，当然尽其所能帮助以色列优先取得疫苗。紧接着 Pfizer-BioNtech 、其次 Moderna 生技公司陆续通过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候选疫苗核准，两者皆为 mRNA 疫苗核心技术的拥有者。Moderna 创办人 Robert Samuel Langer, Jr. 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学院教授，而纳坦雅胡则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杰出校友。
有这样巧合的天时地利人和，我们也不难推测，当 COVID-19 疫苗发展出现突破性进展时，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能在第一时间直通 Pfizer药厂执行长 Albert Bourla，在关键的 17 通电话通联中，让饱受疫情冲击的以色列，优先其他各国取得足够数量的 COVID-19 疫苗，并在 2020 年 12 月，派国籍航空专机从美国直接取货运送回以色列，成为世界首批开打疫苗的国家之一。
纳坦雅胡（政府）的国际人脉，帮助以色列率先取得疫苗。以色列良好高效率的公卫医疗系统与对真实世界数据的掌握，也让纳坦雅胡政府成功说服Albert Bourla的Pfizer团队，以色列能够在短时间内达到高比例疫苗注射人口，并抢先发表疫苗对疫情预防及发展的研究成果，不仅能在商业策略上帮助Pfizer，也能帮助全人类看到疫情终结前的曙光。
如此振奋人心的发展，很难想像以色列在疫情爆发初期，曾是名列染疫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
有趣的是，以色列的高染疫比例，也或许成为其能在疫苗取得上先驰得点的原因之一。人口更少的冰岛，除了具有同样高效率的公卫医疗系统，还有着全国人口的完整基因体资料库。冰岛也曾经对 Pfizer 药厂提出能够提供疫苗保护效力的真实世界数据的计划，以 30 万的全国人口，希望能率先达到全面疫苗施打率。何奈，冰岛的提案最终没被采纳， 原因之一就是染疫确诊率太低，无法真正回答疫苗保护效力的科学问题 [7]。
▲ 图／路透
2.4 从防疫失守到取得群体免疫先机
家族及宗教关系紧密的以色列人喜欢群聚活动，加上因历史脉络长期受到压迫产生的「反抗权威」心理倾向，让以色列人在疫情最初时防疫失守。
在疫情爆发之初，以国政府随即颁布封城锁国禁令、要求国民带口罩、不能跟家中长辈接触等规矩，但除了孙子不得与年迈爷爷奶奶肢体接触的这项规定涉及人命，而获得确实遵守之外，其他封城禁令下达后，以色列人就不上班开始放假了，他们到海边晒太阳冲浪，到餐厅和亲朋好友聚餐，不知不觉造成更多人染疫。
对此，以色列政府不得不派出警力全面封锁街道、祭出重罚，让违反居家令到公众场所的人吃一张 500 以币的罚单（约合 4500 元新台币）。
▲ 图／路透
以色列的国教犹太教，十分保守且有无数宗教戒律，但凌驾于所有教义及戒律之上的信念为「保障人命安全为第一优先」。
对于国人生命之无比重视，使以色列对抗 COVID-19 疫情时，不惜资本与动用犹太人脉，也非得要先把 Pfizer 疫苗运到以色列全面施打，要是了解以色列人对自家国民性命的重视，就不会对以色列重金抢疫苗这个古怪的行为感到讶异。
除了已经洽得 Pfizer 药厂承诺，保证提供以色列 925 万人口所需的全部 2 剂疫苗外，以色列也洽得购买数百万剂的 Moderna 与 AstraZeneca 的疫苗，将于 2021 年 3 月起开始交货，这些剩余疫苗，有部分已提供予其他国家接种（巴基斯坦、宏都拉斯、捷克共和国），后续也有可能用于以色列的国安储备 [8]。
▲ 图／路透
根据半岛电视台 2021 年 2 月 21 日的新闻报导，因以色列国民已有将近半数施打疫苗，以色列在近日重新开放部分经济活动，以色列健康部的 「Green Pass」应用程式连结个人的医疗资讯，可供特定场所（健身房或戏院）查验确认疫苗接种史放行进出，许多中小学校的学童也因为感染率大幅降低有望回到学校实体上课 [9]。
从古至今，我们见识到这个国家不断在动荡的局势中站稳脚步，但在这场疫苗战役中，以色列仍曝露一些尚待解决的隐忧。
▲ 以色列Green Pass。（图／路透）
2.5 灵活应变中仍需面对的困境
以色列目前面临的最大困境是仍有三分之一人，基于宗教或个人因素拒绝疫苗接种，同为民主国家的以色列很难强制所有国民执行违背意愿之事，因此如何提升民众接种疫苗的意愿是以色列政府当务之急。
据《The Times of Isreal》 2021 年 2 月 16 日的报导的民调显示，以色列教师有 3 成拒绝注射疫苗，但因应后续解封让师生返校上课的考量，以色列政府亦规划禁止未接种疫苗的教师回到校园，降低校园感染风险 [10]。
另外，因 Pfizer 疫苗目前仍建议 16 岁以上成人施打，因此以色列只有 11 到 12 年级的青少年能接种，以恢复到校上课完成升学。在这样的状态下，即使孩童的感染数仍有增加、南非及英国变异株侵袭状况更严峻，以色列的家长对于家中 6 到 15 岁的学童是否该注射疫苗，全然支持注射疫苗者，目前仅 41% [11]。
目前以色列以出示接种疫苗证明者（如前述「Green Pass」）才能进出健身房、购物中心和学校等公共场所，来提升疫苗施打意愿，也因逐步解封恢复日常生活的考量，以色列政府正准备推出规定，强制警察、老师、医护人员必须接种疫苗，降低传播机率。甚至透过立法，允许公布未接种疫苗人士姓名 [12]，来增加疫苗接受度。
此外，许多以色列医学研究也显示，注射疫苗可大幅减低感染后进入重症的情况，几乎都只会呈现轻症症状，曾感染 COVID-19 的患者在康复后，只要再打一剂疫苗，就能达到足够的保护无须第二剂。甚至有研究发现，若在针剂不足的状况下，政府先为更多的国民先施打第一剂，其实已能达成部份防护力，等有足够剂量时再施打第二剂，这样的作法是可以最快速度先达成国民群体免疫的效果。
以上都是以色列在一马当先使用疫苗，为超过一半国民注射过第一剂疫苗后归纳得出的经验，也是全世界政府都可以拿来参酌使用的宝贵经验。
以色列所面临到的挑战从古至今不曾停滞，但却在活用国际人脉和资本的状态下，屡次把危机化为转机。
以色列的大离散命运，对生活在台湾的人们看来应是心有戚戚焉。同样是随着大时代巨轮的推移，台湾独特的历史遭遇以及于国际地位面临的困境，接踵而来的挑战与危机也是常态。
▲ 图／路透
在世界各地，台湾也有着人才大离散的现象。
有着许多生技人才出走国际的台湾，在面对COVID-19这场世纪大疫所暴露出的警讯之下，又应该如何重新思考连结海外台湾社群，以成为下一阶段重整生技医药生态圈的策略？
3. 海外台湾生技人才与台湾
3.1 生技人才出走至海外遍地开花
「一日生科，终生科科」是台湾生命科学圈流传的一句玩笑话，比喻生科专长的毕业生在台湾前景暗淡，待遇远远不如高科技产业的工程师或医疗专业人士。
生命科学这个复杂深奥的学门，人材培育所需资源不亚于台湾热门科系（如理工科或是医科），但「终生科科」这句话所透出的无奈感，其实仅是台湾特有的现象。在欧洲，生技制药公司是该区域最大雇主之一 [13]，在美国，生技制药人才也同样十分抢手，而且不论欧美生技产业都是个薪资相对优渥的行业 [14]。
因环境和薪资的诱因远赴海外留学、求职，许多台湾生科学子就顺利地在欧美待了下来。这个充满热情和创造力的族群，从 2012 年便在欧美几个著名的生技聚落，不约而同的成立起以促进生技交流为宗旨的海外台湾人生技协会（TBA, Taiwanese Biotech Association） 。
最先打出名号的是美国 Boston Taiwanese Biotechnology Association （BTBA），借由举办一年一度的生技研讨会，串连起波士顿周围的台湾人网络，后来台湾的海外生技聚落在欧美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如在德州的 TTBA、加州湾区的 BATBA、南加州的 SoCalTBA 和中西部的 MTBA，甚至欧洲的 ETBA，这些组织是自发性创立，而协会干部会以志工形式，在工作之余协力维持组织运作。
透过TBA协会的人脉连结与求职经验交流，台湾生科留学生毕业后在当地找到工作机会而留下来的比例大幅提升。
TBA 透过定期举办活动，邀请当地企业的讲师，在无形中深化协会与当地生技产业的连结，也建立商业人脉。许多欧美历史悠久的生技制药公司都已建立起稳固的商业模式，而制药业又是个高度知识密集、资本密集、获利丰厚，且竞争者难以短期内进入的黄金产业。
以瑞士为例，制药业的人均生产力远远超过其他行业，比起一般人认为产值极高的瑞士金融、化工、精密机械业甚至高出两倍以上（请参考下图）。
▲ 瑞士的人均生产力比较。（图／翻摄瑞士巴塞尔经济研究所）
因此进入制药业工作的台湾生技人才，不仅能获得良好的薪资待遇，在职场上也有更宽广的国际舞台可一展身手，还能跟来自全世界菁英一起切磋成长的环境。台湾跟欧美生技产业巨大的落差，也直接造成海外落地生根的生技人才缺乏返台贡献的动机，更加深台湾本土生技人才外流（Brain Drain）或海外人才无法回流的困境。
3.2 无法复制国际商业模式的台湾
于前篇云论文章中，我们利用新加坡在生医领域的长期投资与活络的产业生态圈，阐述台湾生技制药产业所面临的困境，而这些困境经由COVID-19疫情在疫苗的取得、研发与制造的节节落后中，更被凸显。
值此之际，台湾该认真思考，如何善用已渐成气候的台湾海外生技团体，来扶植本土生技产业最欠缺的两项关键要素：熟悉药物从开发到商品化整套流程的高阶专业人士，及健全完整的产业生态圈（ecosystem）。举例来说，欧美大型制药公司在其主要的研发和营运据点，如欧洲的瑞士巴塞尔、德国慕尼黑、英国伦敦和剑桥、法国巴黎，和美国的波士顿、旧金山、纽泽西、圣地牙哥等城市，吸引全世界大量的生技人材。经年累月下来，这些公司为当地培养出具备产业发展完整知识且具实战经验的人材库，这些产业聚落也进一步影响当地学术单位研究的主题，以及带起研究人员把技术商品化，申请专利开起生技新创公司的意愿。
有潜力的生技新创，甚至在初期就接受大型药厂的投资入股，并衔接公司内部的研发单位进行可行性研究（Feasibility study），大药厂迫于研发成本日益高涨的压力，近年也重金并购（M&A）技术成熟的新创公司（通常标的为临床二三期的药物）来快速强化自身的产品线。
如此一来，新药开发到商品化有了完整流程，新创公司透过被药厂并购或授权（License out）得以顺利出场（exit），投资者承担的风险和创业家研发的专利获得实质回报，药厂的产品线因此更具竞争力。整个药物开发的起点由学术单位跟新创开启，把实验型药物推到最烧资金的二期三期临床实验后，由财力雄厚的中大型药厂接手，并包办后续主要市场的法规审查及最终的上市营运及销售。这是一个分工明确，以药品的国际商业价值为导向的完整生技生态链。
▲ 新创生技公司的生命周期，分起始（Inception）、发展（Development）和离场阶段（Exit），大药厂能在不同阶段介入，提供新创所需资源。（图／翻摄Nature）
2021 年 2 月 15 日发表于知名国际期刊《Nature Biotechnology》以 GlobalData’s Pharma database 之公开资料所做的研究〈How large pharma impacts biotechnology startup sucess〉也验证大药厂对生技新创的成功有实质影响 [15]，这种大药厂投资和新创缔结的研发合作伙伴关系，也在 COVID-19 疫苗开发带来正面结果。
以最近的 COVID-19 疫苗为例，最新的 mRNA 疫苗核心技术是由成立10年左右、以研发为主、两家还未营收获利的小公司 BioNTech 和 Moderna 开发出来，大药厂如 Pfizer ，除在前期资金挹助 BioNTech，更在开发后期推波助澜加速疫苗的临床实验、法规审查及量产，让产品顺利上市并快速进入全球市场 [16]。
▲ 图／路透
而究竟为何，这些已在国外成熟并行之有年的商业模式，没机会在台湾复制？主因有三：
1. 台湾缺乏国际型大药厂做领头羊
台湾没有国际型大药厂当领头羊，也没能建立主要研发、制造、或在本地寻找新创技术来授权（License in）的单位。
因此，台湾的生技新创很多是以各自实验室的独门学术成果为导向的药物开发，其所选的题材／适应症（indications）多未经过业界严谨审查及国际市场分析，未来在国际市场的商业潜力是个大问号。
2. 台湾缺乏大药厂扮演业界导师
台湾的新创团队必须单打独斗、试图独立完成由实验室建制、药物开发、生产制造、临床试验、法规申请的所有环节。但中间所需的跨领域专业知识和产业经验，远比一般新创团队想像的复杂，更别提少了国际药厂的耕耘，台湾这方面的人材资本本就相当匮乏，难招募有实际产业历𦈌的人材，台湾新创思维也不像国外会利用分工明确的上下游产业链，及将非核心业务外包给专业的服务提供者（Service Provider）让新创团队聚焦在产品开发。
3. 台湾缺乏走过药品商业化流程的高阶经理人
台湾新创公司的创始成员多为学术界和研发单位出身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少有走过完整药品商业化流程的高阶经理人，因此台湾新创对最无比关键的出场机制（Exit Strategy）也通常欠缺完整的规划，天真的以为药物开发完成取得药证后就能透过海外经销商行销国际，这完全没有认清一个残酷现实：台湾的生技实力还没有被国际肯定。
换言之，欧美一线药厂并不会大老远跑来台湾买下生技公司，或代理销售台湾制造的药品，也许早期的技术授权（License Out）对台湾新创来说还有一点机会，但因为大部分新创的临床实验数据只局限在台湾，对国外买家来说价值并不高。所以，大多的本土生技新创就卡在透过公司上柜募资来维持营运，但产品获利却是遥遥无期的泥淖里。
许多旅居海外的台湾生技人，对于台湾所遭逢的困境，提出最实际的建议：「台湾生技产业必须跟国际接轨，不能闭门造车」。
台湾的确拥有在世界名列前茅的优秀生技研究人材和研发实力，台湾人的创新能力也无庸置疑。政府发展生技产业喊了二十年，但将药物商品化需要的是另一套完全不同的商业技能和战略思维，台湾没善用国际产业发展的经验，凭着自己的学术能力跟电子制造业思维摸索了二十年，结果至今还未成气候，也没有明显的成功案例。
台湾生技产业的成熟度不仅无法与欧美相比，甚至远不如同时期开始挥军生技业的邻近亚洲国家，如中国、韩国、新加坡。
▲ 图／路透
中国近年来已开发不少创新药物，得到欧美大厂的认可，并重金买下海外销售权，中国这些新药开发公司的高层，不乏网罗许多海归的学者或生技研发人士。韩国和新加坡也透过自身的产业及地理环境优势，逐渐摸索出适合自身产业特性的策略，成功切入国际制药产业链，这两个国家不仅生技制药产值逐年提升，对国际制药业供应链的重要性和战略地位也远远大过台湾。
以韩国为例，因为 1980 年代中期就开始将生技产业视为国家重要发展产业，在 2017 年更修订生技产业事前管制规定，降低技术发展及产业化的负面影响，从 COVID-19 期间开始，韩国生技产业及相关产品就有一目了然的好成果，全面部署的成果更让「韩国品牌」熠熠生辉 [17]。
3.3 台湾只能困在「一日生科，终生科科」残酷现实吗？
加入国际疫苗分配平台如COVAX、透过启动国安会议、加强与国际疫苗厂商接洽疫苗外购、加快对于疫苗紧急使用的审批、持续推动国产疫苗的研发，这些都是台湾在 COVID-19 疫情的下半场，能够取得疫苗以达到群体免疫的机制 [18, 19, 20]。
但我们要问，当疫情过去，社会又回归承平的确幸，各式各样的生技创新奖项还是如常颁发，台湾生技制药产业所面临的困境，也会跟着过去吗？
在高等教育的现场，愿意投入生科领域的学生，愿意留在台湾的高等教育机构中就读博士学位的学生都已经逐年减少。而这些生技人才经由上述的海外台湾人生技协会的国际网络，一旦踏出台湾进到国际生技制药的世界中，往往就是一条不归路。
台湾在电子、半导体、网路通讯产业等还能有一定人才磁吸效应，但以台湾目前的生技制药产业生态圈而言，对于人才的留置（talent retention）与人才的招募（talent recruitment）都缺乏强大的动能。
▲ 资料来源：教育部统计处。（图／黄韵如团队制）
靠着「爱台湾」返乡牺牲奉献的道德呼求，号召海外台湾人「家里有事，回家帮忙」，的确成功吸引一些海外人才归国服务 [21]。但，系统性改善优化台湾生技制药产学生态圈，才是长远解方，为在世界各地奋战不懈的台湾海外生技人，提供一条回家的路，而不再是因为找不到路而「回不去的概念」。
4. 结论
我们在上篇投书分析新加坡，在疫苗政策上落实防疫金三角的及伴着公务体系人员的高专业素养，成为亚洲最早获得疫苗的国家。为提供台湾政府相关单位建言，本团队再次以此框架提出建议，期许政府跨部会能借由疫苗的国安议题，深耕生技医药产业国际人才、链结国际国族人脉网络，借以增强国内产业生态圈的体质，达到「平时备战，战时作战」的韧性与永续。
4.1 网络伙伴关系
虽然台湾先天上缺乏国际级的生技制药研发产业，也没有丰沛的国际资本进驻国内的生医生态圈，但借由台湾成熟的半导体产业在世界供应链的关键地位，在经济部、卫福部、科技部（或之后的数位部）共同携手下，一带（半导体业带领）一路（生医产业铺路）开通欧美各国的生医聚落，以医疗资讯、数位医疗提出价值提案 （value proposition）[22]，引进国际资金与跨国生医网络伙伴，链接当地台侨组成的产业生态圈，建立的长期合作，可从双边或多边生医论坛开始，邀请当地卓然有成的生医人才趋势、经验分享，借（侨社归属）力使（产业链接）力等等。
这个伙伴关系是与台湾生医产业升级与转型息息相关，在此我们对政府提出三个建议：
一、对外招商：以政府之力招募欧美制药医材厂在台湾设立代工厂
因为台湾药品市场规模不大，对大药厂设点提供台湾药品需求，先天的诱因不足，要孕育出一个功能完备的生技产业生态圈也不是一件十年内可以达成的任务，因为光一个新药产品的开发周期就可能超过十年。但台湾具有优质的劳动人力、智慧城市以及安全的劳动环境，如果加上政府出面对制药医材厂提供优惠的招商条件，台湾足以吸引跨国生医企业在台湾设立生产线，丰富台湾的生医生态圈。
以 COVID-19 疫苗供应链来说，疫苗供给因为供不应求的关系，目前仍是卖方市场，上市的药厂也正面临产能不足的问题，因此近期也不乏在国际上看到非专门研发的药厂加入代工制造疫苗的行列。若台湾愿意加入这类非技术转移的代工过程，从制造投入，逐步和更多厂商合作，将更有机会得到和国际药厂的牵线，也有机会更精准的自主研发，让生技产业升级。
台湾在现阶段也未必需要完全仰赖自主研发，应适性考量是否需要带动台湾生技产业加入进入疫苗代工行列，成为疫苗产业链的其中一环，亦是可以考虑的策略。[23]。
▲ 图／资料照
二、链接TBA：走向国际，协助台湾新创打入欧美已很成熟的产业生态圈
如同台湾年轻学子走向海外，最后事业有成在海外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模式，台湾的生技公司也能透过海外 TBA 的协助，在合适的生技聚落设下海外营运据点。规模不用太大，主要功能是连结当地的丰沛的人才和资金，接轨当地的法规及市场需求，最重要的是找到契机和能公司收购出场，或将产品行销的国际大型药厂建立良好的商业关系。
近年在瑞士巴塞尔已可看到许多中国、韩国的生技公司来设点，学习国外扶植生技新创的经验，并透过早期策略联盟，提升产品取得商业成功的机率。这种方式值得台湾借镜，利用欧美的生技聚落克服台湾生技产业先天条件的劣势，加速台湾生技企业的转型及产业升级。
科技部近年也的确在连结海外科技人才方面，推出许多重要的计划，例如年轻学者养成计划（哥伦布与爱因斯坦）、海外人才桥接方案（LIFT），开始主动出击，吸引不少海外台湾人才海归。教育部也透过玉山计划，主动延揽国际青年学者来台任教，更开放有业界资历的人才项目，其中也包括不少生技医药界的台湾青年才俊。
而依照规划，科技部未来即将改制回归过去以资助科研计划为主的国科会功能，教育部的玉山计划规划期程目前只看到五年近程。此类桥接海外生技医疗人才的政策与业务，台湾政府应该在体制内持续推动，因为这些都是国际生技医药界看待台湾政府是否认真看待产业国际人才议题的重要试金石。
三、强化台湾权管生技的驻外单位功能与强度
台湾政府与海外的生技菁英组成的 TBA 已有合作关系，但合作模式多为找适合师资回国任教、协助学生出国实习、接待国内官员赴外参访及餐叙等。虽然科技部有派驻人员驻地，但因外派海外驻点人员以三年一派为基础轮调，和已在当地扎根的 TBA 相比，较不熟驻地的环境，因此驻点的功能并不强。
目前的合作模式，时常会以主管机关—驻外馆—TBA 作为架构，但台湾各个机关及单位参访时，常在不同时间为了同一件议题赴外参访，导致外馆与侨民多须协助安排重复的行程，造成驻地国对口单位的困扰。
因此，我们建议，政府应该重新检视、盘点并提升在欧美、以色列、日、韩、新加坡、澳洲等驻外使馆掌握、连结海外生医产业的台侨，作为上述两项建议中的平台，提供台湾政府与业界对外链接最佳的管道。
4.2 道德劝说
到目前为止，已有超过 80 个国家开始全国性 COVID-19 疫苗注射，如何提高疫苗的接种率，是各国政府首要之急。以目前各国采取民众自愿施打公费疫苗的做法，若没有有效的道德劝说、强化民众危机意识，要达成覆盖全人口七成以上的群体免疫，简直缘木求鱼。▲ 以色列每百人施打比例占全球之首。
▲ 以色列每百人施打比例占全球之首。（图／翻摄Our World in Data）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让以色列成为每 100 人接种剂量世界第一（超过 80 剂）的国家，从 Pfizer 疫苗采购、供给到全民疫苗接种，他熟稔危机沟通的原则，掌握目标群体的利益（利害）点，一方面高喊国族主义的爱国爱族情操，一方面以真实数据的价值讯息（value message）说服疫苗制造商同意优先提供以色列全部人口数倍的疫苗剂量，也说动向来对威权反感的以色列民众把接种疫苗运动视为民族生存保卫战，连动犹太民族深层意识中，颠沛流离的不安，赋予疫苗施打一个爱国护国的历史意义。
纳坦雅胡有效的道德劝说，对于不同对象的说帖如下：
1. 在与 Pfizer 药厂谈判预购疫苗当时的以色列，每天仍有数千确诊病例。以色列承诺 Pfizer 药厂提供临床四期的上市药物监测结果，并且以高效率的政府行政作为背书，确保以色列能在最短时间内达成社区免疫。
2. 对 Pfizer 药厂，以色列保证，以最快时间发表全球第一篇疫苗上市后，单一国家大规模药物有效及安全报告，为全人类、为 Pfizer 药厂提出其疫苗有效预防重症的珍贵数据。临床试验四期的数据证实，Pfizer 疫苗可以有效防止 94% 的感染。这个证据背后的商业意涵，其价值远超过单一市场疫苗的数量承诺。
3. 当纳坦雅胡倾国家与国族之力，为对抗疫情不惜重资，动用他在美国的犹太人脉，把 Pfizer 疫苗优先运到以色列全面施打，一举成为世界各国政府与媒体的焦点，正如旧约历史中，少年大卫战胜巨人歌利亚的小国外交博弈，把以色列推向国际舞台的政治行销。
4. 以色列掌握先机取得大量疫苗的前提之下，纳坦雅胡决定将多余的疫苗分享给其他国家，例如捷克、宏都拉斯，甚至巴勒斯坦，即便面对以色列国内的批评声浪，纳坦雅胡的高调仗义扶弱作为，达成了疫苗外交的目的 [24]。
5. 对于能优先取得 Pfizer 疫苗，纳坦雅胡在受访时，直接把疫苗接种定调成国安危机（We are in national emergency），并且在公开场合大力说明以色列是个疫苗国家，准备了疫苗给所有公民、所有人，疫苗可以拯救接种人的命 [25]。
6. 为了杜绝疫苗安全性与有效性的谣言，各国领导人也都率先在众目睽睽下施打疫苗。高调地在现场转播下接种的国家元首中，纳坦雅胡算是开世界元首先例，作为以色列第一位施打疫苗的国民，以自己的生命安全强调疫苗的安全性。[26]
7. 对于生命无比重视的以色列民众，纳坦雅胡直指，政府之所以大规模推动增加 Pfizer 疫苗的施打量，是因为以色列境内的 COVID-19 死亡病例，绝大部分（97%）是因为没有施打疫苗。
8. 纳坦雅胡在公开场合严厉谴责不施打疫苗的人，称未施打疫苗者可能会伤害所有的以色列人口，也会摧毁以色列的医疗系统。对于拒绝施打疫苗的以色列人或是伪造施打疫苗证明文件，以色列的健康部正规划相关罚则，对客户和企业进行严厉制裁。将个人责任和高度的国族主义做连结，一再体现以色列对国民生命安全的高度重视 [27]。
▲ 图／路透
4.3 适性治理
台湾政府机关向来重视遵守法规、依法行事，也就是防错、少做少错。这种特有的僵固性，对于能带来变革的创新突破兴趣缺缺。墨守成规能保证不惹事上身，而创新突破却可能置公务员于图利厂商、无前例可循、法规跟不上、标新立异等负面环境。
然而生医产业就是必须讲求快速创新、尽快突破、产出新思维、讲求新商机价值、重资本投入也重利润产出等原则，都与公务机关伦理完全背道而驰。
而谈到疫苗与药物管理及研发，涉及主管机关主要为卫生福利部和科技部。在僵固性和权责划分的行政原则之下，卫福部的职责在「监管、核准」，并非「推动、促进」生物医药发展，或将生医产业发展视为经济部之权责；对于科技部而言，确实设立生命科学研究发展司（生科司），视我国生物医药为高科技产业发展项目，但其功能也多在连结台湾与国际的科研学术单位。
然而，台湾众多高科技产业发展项目中，生医产业只占其一。除生医之外，还有基础科学、半导体产业、电机产业、资讯产业、工具机产业及传产等领域，政府站在平衡国家发展的立场，不能独厚生医产业。
这样的齐头平等原则，势必让产业之间产生相互排挤效应，互相竞争有限的国家资源。在承平时期，产业平衡发展或许可以按部就班逐步推动，但是全球大瘟疫的盛行期间，当世界先进各国倾国家资本，全力变现「国际人脉」，期望在疫苗取得、授权和研发的军备竞赛胜出的同时，具备生医产业实力的台湾，却被许多不合时宜的法规及制度捆绑，步履蹒跚。
政府应该侧重抗疫防疫备战的要角——生医产业，在这个非常时期，不能与其他产业的发展等同视之。要加速生医产业跟上国际疫情的瞬息万变，单凭行政院下的部会层级来处理相当于国安与外交等级的疫苗议题，是行不通的，因为指挥中心受「依法行政」的层层束缚，短中长期都非台湾政府与社会之福。建议仿效新加坡以相对应的法规松绑，灵活地采取滚动式药物检验核准、放行与采购。
所以我们不难发现，台湾政府在过去一年，从国际疫苗授权、采购、运送到本土疫苗研发、制造的策略上，对外面临许多国际政治现实、商业谈判空间捉襟见轴的不利因素，对内为平衡（满足）多方山头的利益采取多头马车同时进行的多角化（风险分摊）模式，丧失取得疫苗的先机。
因此，我们呼吁政府适性治理，趁这场世纪大疫带来的政策改变窗（Window of policy change），以高度的政治意愿（political will）启动政府总动员机制，将疫病治理和疫苗的采购及研发，借此升高到国安层级。在适性治理的框架下，我们建议政府以任务编组统整国内资源的疫苗及治疗国家队，指派政委（或以上层级）领军协调相关部会、盘点国内拥有的资源，将外商及国产药厂、大学医学院的研究量能整合，具体分工并共享研究成果，建立永续且可弹性应变的公私部门合作框架。
在本篇以国际人脉为探讨主轴的疫苗战略思维中，我们梳理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如何以他的国族与国际人脉，从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倾国族之力为以色列取得疫苗的先机，达成世界最高疫苗施打率。再谈到散居海外的台湾菁英，离乡背井在跨国生技制药大厂卓然有成，却依然心系台湾，以中小企业敢冲敢做的精神，在侨居地经营国族产业网络，营造小规模的生技创新生态圈，除提供台湾侨民彼此交流的产业平台，也是台湾本土生技公司海外的链接管道。
两则看似平行发展、不相关的事件背后，却隐含交杂着国族认同与生技产业网络的共同故事基调，两国政府对海外（国族）侨民的实质联系、帮助与深耕，台籍产业人才在离散（海外）与归回（台湾）的现实拉扯中，因着台湾在 COVID-19 疫苗研发与采购问题，更加凸显事件背后，台湾政府急需建立国际产业人才链接、正视产业生态系不完整的迫切。
这是众多涉事台湾国际事务者、离散于世界各地的台湾生技人，共同殷切的盼望与期待。（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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