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玮／与思想史家林毓生的对话（五）：林先生切莫过于忧心
● 周天玮／美国金融与国际投资律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博士，曾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复旦大学法学院访问教授，曾从事华尔街和香港业务，目前在美国大型跨国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并为三家台北媒体撰写评论。
周天玮：美国还是能够像20世纪，像是一座山巅之城做为全世界的希望吗？
林毓生：全世界，很难说，我也没有那么多知识。海耶克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可我今年有些思想上的改变，从自由主义向共和主义移动。共和主义的大师包括鄂兰老师，她就是当时我的导师，但我当时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去了解。
共和主义必须提高，去调和自由主义扩散所产生出来的流弊，而且要靠法治去加以形塑。法治在两个主义之间起关键作用，没有个人的尊严就没有自由主义，可另一方面，个人主义走到了极端，就沦落为自私自利。目前例如说关于性和同性恋的问题，如果世界全都走向自私自利，不顾人类的存续，那人类有一天就消失了。人不可以超过被赋予的权利，两性必须结合去创造下一代，不可以override, 违反上帝所赋予的权利。
周天玮：锐见。法治在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两方面起作用，上午还谈到法治可以是民主与独裁的共同制约机制。
林毓生：法治不是法家的法制，我在北京参加世界中西方哲学家大会，做主题讲演。我也提出了法治如果走到极端，人性的扭曲会很严重，所以法治也要有范围。澳大利亚的一位汉学家批评儒家思想里面有父子互隐的观念，认为不合逻辑。牛津大学的一位法学家却同意了我的看法，他说英国common law底下，如父亲犯法，儿子不可以告诉，否则人类伦理就要瓦解了。法治必须是good law，要符合社会的价值，否则就要崩溃。人类思想的希望不是说没有，但都一个个走到极端了。乌托邦思想会导致独裁，这是海耶克学派所最忧虑的。
一边说着，林毓生拿着手边的海耶克著作，找到了海耶克朋友、德国哲学家兼诗人侯得林（F. Holderlin）的名句：“What has always made the state a hell on earth has been precisely that man has tried to make it his heaven.”中文意思是：国家之所以沦为人间地狱，恰恰是人一心想要打造天堂的结果。
对此，历史的证言，不可胜数。
在我告辞前，林毓生缓缓地补充了一句，他说：「我对于未来不是绝对悲观，但还是比较悲观。」
悲观？乐观？不满之冬
海耶克在1962年离美接受德国佛莱堡大学（University of Freiburg）终身职之聘，赴德讲学之前，曾答复他的学生林毓生询问的一些关于他本人的问题，林当时所记的笔记如下。
林毓生问：您对世界的将来看法如何？
海耶克答：我不敢推测未来。但是，我觉得为自由而奋斗是值得的。我虽然并不乐观，但也不悲观。你仍然能在世界各处找到未来的希望。
这是他们师生在1962年的谈话。1962年接着美苏发生古巴飞弹危机，1963年甘乃迪总统遇刺，1964年美国民权法案立法，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1968年马丁路德金遇刺。
▲作者收藏的海耶克的著作《致命的自负》第一版。（图／周天玮提供）
海耶克早在1944年出版《到奴役之路》预言计划经济必败，并导致大灾难。他在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80年代他成为雷根与柴契尔「保守主义革命」的思想导师，他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1988年，他89岁，发表了《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中文名《致命的自负》）这本书，是对社会主义批判的集大成之作。1989年，东欧巨变，共产世界解体。
不旋踵，全球化展开，我投身于其间，而目睹并预期一个「人心不满之冬」（语出莎士比亚《查理三世》台词“now is the winter of our discontent”）的必然降临。那「必然」便发生在今天，今天人类正处在另一个大低潮。
国家与社会演变的道路是曲折的，乐观与悲观的种子无时无刻不埋藏在厚德之中。
林先生，切莫过于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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