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玮／与思想史家林毓生的对话（三）：海耶克一席话点醒了我
▲中年林毓生夫妇。（图／周天玮提供）
● 周天玮／美国金融与国际投资律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博士，曾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复旦大学法学院访问教授，曾从事华尔街和香港业务，目前在美国大型跨国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并为三家台北媒体撰写评论。
（续上篇）
周天玮：您曾经这样描述过自己做学问的道路，一方面尽力去了解西方自由主义的历史发展与理论根据，以及繁富的自由人文主义传统所肯定的价值与理念；另一方面，也尽力建立一个比较思想史的基础，站在这个基础上应用分析思想史的方法，探讨为什么在中国实现多元化的自由主义是那么艰难？您在美国困思、苦读，从最初漫无头绪到后来能够整理出一些条理来并逐渐形成一套比较有系统的看法的过程，足足化了十四年的岁月。
林毓生：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是培养知识精英的。创办人约翰·乃孚（John Nef）是著名的经济史家，夫人是水果罐头道尔（Dole）创办人的后代，她丰厚的遗产给了他这一个机会。创办背景是因为认为美国研究院教育走错了路，要培养真正的学者，不能走普及化的道路，而必须要走精英式教育，要求精读经典。
我所受的教育因此完全不同于其他人，细读西方经典，开始包括柏拉图、康德、弥勒、莎士比亚。研究院一共四年，我前三年都在读西方经典，考完博士考试后，论文可以自由选题了，但是我突然爆发了精神危机——每天到了晚上，就记不住白天在图书馆读的东西。本来还在想研究托克维尔和小穆勒，恰好海耶克从德国回来，作系列讲演，我在校园巧遇海耶克，就要求去看他，他答应我，可以明后天到教授会所来谈。
你的关切点是什么？
我去看他，和他说现在不知道何去何从，是应该去钻研西方自由主义呢？还是去研究「五四运动」从自由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因果？海耶克告诉我：「这个你自己决定，但是我的经验可以和你说，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重回学校去读书和做研究到现在，40年的经验都与个人的关怀（personal concern）有关。」这一席话点醒了我，做学问不是靠用功就够了，而必须要有精神动力。
我接着第三天又去看他，然后就决定了要研究中国自由主义的失败。他问我的了解有多少？我说很少，因为都在读西方经典。他说，你利用两个星期，读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和赖文森（Joseph Levenson），然后再来跟我谈。
我读了，发现史华兹非常深刻，而且我很能起共鸣。后来系里面同意送我去哈佛上他的课，再回来拿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我和史华慈也非常有缘，我们后来成为朋友。史华慈过世的时候，我的师母第一个打电话通知我，告诉我这个不幸的消息。以上就是为什么我最初研究西方思想，但是后来专注于中国问题的原因。
▲丹佛市的政府大楼。（图／周天玮提供）
我求学的过程中，总是喜欢提问题，深度问题，这是我的特质。史学沈刚伯教授，除了殷海光之外，我在台大的时候，也成为他的入门弟子。他说，我随时可以到家里去请教问题。
海耶克给我奖学金，别的同学拿到2400美元，我拿的是一个Volker fellowship，可以领6000美元，等于当时助教授的薪水，所以我当年在芝加哥读书完全没受过苦，经济条件很宽裕，还可以常常吃牛排。我的成绩都挺好，全都是A，只有一个B。海耶克当我的导师两年，后来，海耶克回去欧洲了，接着做我的导师的是知名的汉娜·鄂兰（Hananh Arendt）。
我做博士后研究的时候，到史华慈家里上课，后来又有两次住在他家。当时哈佛大学师生关系一般不这么亲近，而我因为是visiting fellow，所以反而可以了。
重大改变果然发生
周天玮：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整整一个世纪以前到中国去讲学并游历十个月，他当时认为在历史纵轴线上，中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是很可能的；西方人能向中国学习，正如中国人能向西方学习。在1979年，你和史华慈的对话录里面特别提到「史华慈以史家的眼光，看出中国存在着重大改变的可能」，重大改变后来果然发生，那么你觉得在40年后的今天，你有什么进一步的看法？
▲丹佛市的街头一景。（图／周天玮提供）
林毓生：新式的独裁与过去不同，过去中产阶级起来，独裁会消退。但是新式独裁是新的官二代、红二代与独裁之间形成了结合关系，反而进一步强化了独裁。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所以独裁就不会消退了。对于未来，我看不到远景。天安门事件之后在各地流亡的200多人，现在越来越没有影响力。同时，科技发展巩固了独裁，这会是思想史上之独特的新现象。20世纪，自由主义击退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但21世纪自由主义的前景不明。
我当年在大陆讲学，在北大、杭州来听自由主义的人非常多。中国当时有南王北李两个意见领袖，与我都相熟，南边是上海的王元化，北边是李慎之，前新华社的，曾经为毛泽东工作，做过社科院的执行副院长，而他们对自由主义都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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