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检察总长江惠民 非常上诉不必给总长独揽
「没有一片雪花要为雪崩负责，可是一片一片的雪花累积起来，造成的伤害却很大」。新任检察总长江惠民说，最近看了介绍德国冤假错案的书「法官的被害人」，书中的序讲了这几句话，深有所感，检察官应该是「人权的守护者」，「不是人权的伤害者」，行使权力务必谨慎周延。
江惠民是司法官训练所第十八期结业，和司法院长许宗力、最高法院长郑玉山皆是台大法律系同班同学，三人现在主掌司法检察体系最高职务。江惠民的招牌天真笑容，明显不同于许宗力和郑玉山的严肃感，他笑说，「他们比较优秀啦」但他话一说完马上回到检察官办案的正题上。
他说，他其实是和一般人一样，依着联考志愿读台大法律系，三十多年的检察官生涯以来，台湾东西南北调动职务，让他领略不同的风土民情，结交了不少的好朋友，他深感，「在检察首长的小小世界，其实可以做不少的事，实践些许理想」。
「检察官要有人权意识！」江惠民指出，检察官代表国家追诉犯罪，发动侦查起诉，但要有更严格的证据，他希望未来能将人权意识与检察官的职务结合，让检察官更具内涵与文化意识。
江惠民提出的观念，显然不同于目前检察官积极追诉犯罪抢绩效，何以致此？江惠民透露，他的舅公是台大经济系高材生，但经历白色恐怖，被关了十二年，壮年的黄金时期都在狱中度过，出来时人事已非，家庭破碎，他每次要去探望舅公，舅公都婉拒，因为怕影响到他的仕途，舅公到现在都还在担心有人拿照相机偷拍，这样的经历，让他认同政府目前提出的转型正义。
他强调，每一个司法作为，对于老百姓来说，都是一件重大影响人生的事，可能家破人亡，可能整个人生的黄金岁月被诉讼折磨，时代已经不一样，检察官不能仅以传统追诉者角色看待自己，要更有程序正义、人权意识与证据法则的概念。
江惠民说，一般刑事案件若是法院判决被告无罪，检察官几乎都会上诉，但他不以为然。他任职台中高分检检察长时，采取「团队办案」做法，对一审法院判决被告无罪的案子，若检察官上诉，他会请一审检官写分析报告为何上诉，同时请二审主任与一审承办检察官一同开会，讨论该案有没有必要上诉，若是没必要，就请检察官撤回上诉，不要扰民。这种做法，就是检察官集体办案，让检察官较有客观性，大家一起讨论案件，该上诉就上诉，若是不该上诉，检察官也要勇于负责，承担责任，撤回上诉。未来，团队办案的做法，会带进最高检察署，他希望全国检察署都能建立团队办案的观念。
他说，在地检署第一线办案上，团队办案的做法更要具体到位，不能徒具形式。也就是，由主任检察官带领检察官侦办案件，详实参与每个侦查步骤，若证据不够充分或有法律模糊地带，主任就要说服检察官，该不起诉就不起诉，若案件成熟，该起诉就起诉；这种团队办案的做法，除了办案更正确外，也可避免检察官不当误会或联想。
被控杀警的杀警的郑性泽案，后来提出再审，是团队办案的结果。郑性泽原本在历审都被判死刑，江惠民任职台中高分检任检察长时，看到幕僚准备立法院拟答稿，列出这个案子，他觉得案件奇怪，调出判决书，发现案子有问题，找了资深检察官和主任检察官开会，大家都看出案子有问题，但他担心是下属刻意附合，又私下询问执行检察官「这个案子，敢不敢执行死刑？」执行检察官说「不敢」，这让江惠民吃下定心丸，将全案往台湾高检署和最高检察署送，大家来讨论，最后他决定为郑性泽提出再审，果然，法院最后改判郑性泽无罪。
「不要感谢我，我只是本于初衷」，对于死刑犯郑性泽能洗刷冤曲，江惠民不愿居功，他强调，这是团队办案的结果，检察官保持客观中立，发现自己办错，要勇于认错，就是对冤假错案的具体道歉。
特侦组要设在哪 不在意
原本设在最高检察署下的特侦组，目前已废除，检察总长成了「无牙的老虎？」江惠民笑说，「特侦组设在哪，我都ＯＫ，我也不在乎」「只要地检署检察长找人力找资源协助检察官办案，整个系统都在办案，就是一个特侦组，特侦组设在哪，都可以」，江惠民甚至直说，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检察总长可以提起非常上诉，若是民众有冤，「非常上诉也可开放给民众直接提起，不要透过检察总长，为什么一定要检察总长独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