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TW／报税季节又来到 谁搬走了我们的奶酪？
文／陈炯廷
前法务部长、前国安会首席咨询委员邱太三日前因涉嫌为一名非法逃税新台币5亿元的医疗集团医院院长关说，企图影响司法审判而引发社会哗然。这起丑闻不单只有钱权勾结如何妨碍司法公正的问题，还包括社会坐拥高资产的权贵巨富如何钻营租税漏洞和扭曲税制规避税负，搬走政府的财政奶酪、侵蚀了社会公平。
相较于富人阶层能获得各种政策性的租税优惠，并能运用会计专业，钻营租税漏洞，隐匿财富所得、规避税负，甚至触法时，还能有找上有力人士「关照」减轻罪责，一般领着「死薪水」的上班族和受雇者，则只能诚实纳税。因此，即便台湾大部分中间所得家庭的税负，严格说来不算太重，但在薪资停滞和相对剥夺感下，仍让多数民众在每年5月报税季节时，总要感叹「中华民国万万税」和「租税不公」。
虽然贫富差距向来是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下的必然矛盾，但近30年来，台湾贫富差距呈现明显加剧现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顶层所占的所得和财富比例大幅上升，并不是他们生产力大增，而是他们靠「钱滚钱」的资本利得报酬大幅增加所致，同时，中产阶级却陷于薪资停滞，租税政策无法发挥财富重分配的效果。
不公平的租税负担
租税不公平，从「勤劳所得」和「资本所得」的严重不公平待遇中可见一斑。例如在个人综合所得税方面，属于薪资的勤劳所得平均约占75%，资本所得在轻税或不课税下，使得所得重分配的效果极为有限。
2011年监察院的调查报告曾透过比较薪资所得与不动产交易所得在税率上的差距，揭露税制「轻课资本所得，变相处罚勤劳工作者」的不公平问题，监察院以一户遭法拍的豪宅户「帝宝」为例指出，该房地取得和售出间，获利为新台币1亿7,353万元，如果这笔获利是薪资所得，以最高税率（40%）计算，应缴税约6,941万元；但若以资本所得计算，即便以税率较高的「非自用住宅」标准，也只需要纳税212万元，前者是后者的32.7倍！
政治大学财政学系副教授陈国梁接受本刊采访时直言，台湾对于资本所得的课税方式相较以工资为主的勤劳所得，两者差距过大，严重违反「量能课税」和「所得综合课税」原则，结果不但违反租税公平，也加剧贫富差距。
陈国梁指出，勤劳所得基本没有规避租税的空间，资本所得却大不相同。多数资本所得税率很轻，如证券交易所得甚至不必课税，且高资产者若是持有黄金、古董的话，也课不到税。因此台湾在个人综合所得税的税收来源偏重勤劳所得，即便有重分配的效果，也仅限于薪资所得者之间。
此外，陈国梁表示，造成台湾税基大量流失，影响税制不公平的重要因素，还包括企业的税负过轻和不必要的减税优惠，沦为高所得者的「避税巧门」；规模庞大的地下经济活动未纳入税收来源，也是原因之一。减税和无法掌握地下经济，都是严重侵蚀税收的结构性问题。至于台湾地下经济的规模有多庞大？据曾任财政部长的经济学者何志钦估算，约占GDP的三成。在减税而导致的政府税损方面，总的来说，平均每年约达四五千亿亿元。
陈国梁指出，企业营所税的税率偏低，同时还存在许多避税空间。比方说，不少企业主会把个人的所得和财产都放在公司以避税，或以公司的名义买车、买房。例如，豪宅「帝宝」社区中，有不少户就是登记于公司法人名下，但公司行号为什么要住在豪宅里？
因为企业营所税得已扣除营业成本，也导致一个奇怪现象，即在台湾消费时，常听见店员询问：「要不要打统一编号？」陈国梁指出，「光是这句话，就是帮企业逃漏税」，因为这等于让企业主将日常生活开销当成营业费用，然而，为什么帮小孩买书、家族聚餐，可以当成营业成本？且若以公司名义买车，每4年可以折旧一部车子，包括加油、维修费，都可以抵免税负，但一般民众买车用车，就必须自行承受折旧与维修费用。
如果说，一般中小型企业已经很善于钻租税漏洞避税，那么获利规模更庞大的大企业又是如何避税？陈国梁指出，大企业可透过「移转利润」、「钱藏海外」等方式来减轻税负。在台湾要做到这点，其实不一定要把钱放在新加坡、开曼群岛等这些著名的「避税天堂」，本地银行就有提供「境外金融中心」（Offshore Banking Unit，OBU）服务，只要企业把钱放在OBU帐户，不汇进企业盈余，就只需缴纳最低税负即可。另外，这些提供避税管道的台湾银行家，还能享受免征营所税的优惠。
减税救经济的迷思
近30余年来，不分蓝绿执政，在缺乏宏观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愿景下，为刺激投资和经济发展，「减税」几乎成了「产业政策」的代名词。
然而，减税政策即便缺乏实效，如台湾经济学家瞿宛文于《台湾战后经济发展的源起》中指出，1990年代迄今，政府缺乏与时俱进的产业政策，租税优惠已广泛散发于既有产业，并未见重大新兴产业的措施，而过低的税收也必然削弱政府推动政策的力量。但在「一元一票」的民主体制下，错误的政策不但未获修正，受制于工商团体的游说压力，各种租税优惠还不断被「加码」。
陈国梁认为，政府替企业减税时，并未考虑是否花在刀口上，以及财政损失，只是一味地给租税忧惠。租税优惠对已成功的企业而言，只是锦上添花；对苟延残喘的企业，可能因为这些及时雨而续命，但无法达到产业升级的效果；介于其中的企业，也可能因为满足于租税优惠带来的利润，索性就不思创新。对于企业的减税要求，财政部通常不敢阻挡，就怕背上「妨碍经济成长」的骂名。但不减税，经济就难以成长？这恐怕是个迷思。陈国梁指出，过去台湾在租税负担率高的时期，正是经济成长最快速之时。
租税右倾 公平难实现
在企业和资本税负比重偏低，非薪资所得税基大量流失下，台湾的税收长期以来不但赶不上经济成长的增幅，也不及政府的公共支出。例如政府税收与GDP之比（即租税负担率），不但远比欧、美许多先进国家来得低，也已开发社会中的后段班，甚至还落后于有「避税天堂」之称的新加坡。
长年「右倾」的财税政策，令富者越富、贫者越贫，恶化分配不均，窘迫的财政，也让政府虽有「左倾」的向往，却无充裕的财政以执行有利民生福祉的公共服务，或推动科技研发、促进经济转型。如何改革租税的公平性，让资本家和富人得以负担合理的税负，无疑是任何一位有志于解决社会分配不均，对共享繁荣有愿景的政治人物都应直面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