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金炒股案》吴景钦／劳动部监督懈怠 政风机关需赋予更大调查权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国内投资组长游迺文，因涉嫌接受业者招待，并于今年中委托证券公司用劳动基金帐户款项炒作公司股价，亦发现有不明资金达数百万元等，致涉及公务员违背职务受贿、财产来源不明以及操纵股价等重罪，遭声押获准。
而劳动部也将之停职且停止其退休申请，虽说是亡羊补牢，但面对如此大的弊端，为何无法事前预防？游迺文早在2016年就已被劳动部政风处列入高风险名单，为何要到今年9月劳动部才移送廉政署侦办？
▲ 游迺文于2016年被劳动部政风处列入高风险名单。（图／记者刘昌松摄）
因劳动基金规模达4兆4千亿元，故执行此职务的公务员及其亲属，除须根据《公务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的规定，不得从事相关股票之操作外，根据劳动部的作业准则，亦课予该等公务员须为利益回避及身分揭露等的申报义务。凡此规范，即是在防止公务员因事先得知劳动基金欲投入之股票，致因此为内线交易或操纵股票等不法情事。
只是这些申报规范，其违反效果，往往只是行政罚锾，其防止贪渎的效果极其有限，必须有相对应的防贪机制存在。故于行政机关内就设置有政风机构，并担负起防制贪渎的第一线任务。
而在此次劳动基金弊案里，确实劳动部政风室于2014、2015年间，就收到检举游迺文有与业者不当接触与往来的线报，也着手进行调查，甚至也列入高风险名单，但在询问当事人后却不了了之。
若依《公务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第15条规定，政风机构为调查有无违反利益回避之情事，是可以向有关机关、个人等询问或要求其提供资料。
只是若相对人拒绝，依该法第19条，仅能处2万到20万元罚锾，就使此等调查所能产生的强制力变得极其有限。
再加以政风人员并不具有司法警察身分，即便察觉有贪渎犯罪之嫌疑也无可奈何。尤其政风机构虽配属于各机关，但在行政隶属上又归于法务部廉政署，在组织定位不明下，恐又使其发觉贪渎不法的功能再丧失大半。
这也是为何劳动部政风处在询问当事人后，就算察觉当事人有所闪躲，但在无司法调查权下，仅能列为高风险名单了结。只是在准备将游迺文调离原职后，为何此公文又被撤回？
▲ 国民党团召开「劳动基金弊案 没有共犯？劳保年金改革 蔡政府玩真的？」记者会。（图／记者屠惠刚摄）
政风机构以查无实据终结，或可推给制度因素使然，但已列入高风险名单，却继续让其担任原主管职，亦无更严密的监控机制，这肯定让人食髓知味。故主管机关就算于今主动举发，也难辞监督懈怠之责。
从此次案件的教训，实应重新检讨政风机构的定位及是否赋予其比现行制度更大调查权，以免徒具形式存在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对涉及人民血汗钱的诸多国家基金更得强化其监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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