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俊宏／当超前部署成日常 疫情下的人权与我们的距离
▲台湾的防疫成效有目共睹，这一切都是人民牺牲其自由权利所换来的，这样的牺牲只能是短暂且例外的。（图／记者汤兴汉摄）
台湾的防疫成效在国际上有目共睹，虽然地处中国旁，但还是能有效的控制疫情，仿佛台湾离中国很远。
在防疫的要求下，国家积极的采用了各式各样的防疫措施，来控制疫病的传播和掌握疫情的状况，借由取得人民行动通信纪录、消费资讯、大众运输的购票纪录、公共场所的出入登记等日常生活的各种资讯来掌握人们的移动轨迹。也透过限制商家营业、各类活动举办、人民移动等手段，来控制人民的互动状况。
当国家掌握你所有的资讯，知道你每天去了哪里、买了什么、吃了什么、打电话给谁、聊了多久，虽然这些讯息好像没什么，但如果把这些讯息大量整合、累积，就很容易可以把你的所有私生活完整拼凑起来，你的惯常行程、去处、停留时间、消费倾向、习惯、方式，甚至你与他人的互动情形及行为模式，几乎都会在国家的掌控下一览无遗。
这样的情形就如同马赛克拼图一样，每一块拼图乍看之下都是微不足道的琐碎图案，但拼凑在一起后，就会呈现出完整而全面的图像。每个人对于个别零碎的资讯，或许并不会产生任何权利遭受侵害的感受，因此容易对于国家的侵害采取较为寛容的态度。如果再加上疫情或其他维护公众权益等抽象的理由，几乎会毫不设防的任由国家予取予求，甚至更进一步为国家批判那些对国家侵害示警者。
现在处于只要手持防疫大旗，不管国家对人民做什么事，大家都会点头称是的时期。毕竟疫情直接影响了大众的生存和生计，防疫就是在维护众人的生存及生计，因此国家的所做所为都是为了大家好，全民都应该配合国家，不然就是自私自利、危害大众的防疫破口。
然而，目前被使用的各种防疫作为，主要是以《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第7条为法源依据，但仔细观察其中的规定文字「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得实施必要之应变处置或措施」，不难发现条文规定非常空泛，只要是「防治控制疫情需要」，就可以实施各种「必要之应变处置或措施」。这样的文字设计，白话点来说就是，「为了防疫，国家什么事都可以做」，国家权力在这种情况下高度的扩张，一切过去必须要经由中立法官才能限制人民自由权利的作为，现在都不需要了。
法制这样的设计，在众人眼里，其实也是一种「超前部署」，提早让程序简化，不用程序也不用经过审查，甚至也不用有具体的法律规范。这样的法律部署，从目前疫情状况被控制的情形观察，确实也达到了有效防疫的成果，然而，这一切都是人民牺牲其自由权利所换来的，这样的牺牲只能是短暂且例外的。而且在这样的例外情况下，国家对于人民的一切防疫作为，都必须要受到司法机关的事后检视及有被救济的机会。
但是，目前我们似乎已经把例外的超前部署当成日常部署，国家大范围地限制人民自由权利已经成为日常，人民受到国家掌控的程度也越来越高，我们的人权处境似乎不再能跟过去比拟，示警者的声音也没人重视，这样的人权状况确实令人担忧。
其实大家如果比对一下中国以维持国家安定的理由来限制人民权利的作为，和我们目前国家可以为了防疫为所欲为的情况，似乎有几分相似。台湾的民主法治成就得来不易，也让我们离中国很远，但在现在的法制部署之下，我们似乎也和中国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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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俊宏，义谦法律事务所主持律师、法律扶助基金会台北分会会长、台北律师公会常务理事、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常务执行委员、刑辩工作坊交互诘问课程讲师。台湾刑事辩护律师协会官网http://twcdaa.org。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