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医生诊断的病人 就是自己
我们抱紧彼此，像年轻的情侣。过去一年我们一直在猜，可是拒绝相信，甚至拒绝谈论，癌细胞正在我的身体里生长。(示意图/shutterstock)
即将攀上充满希望的人生巅峰，死亡的阴影却突然横亘身前，一位三十七岁的天才神经外科医师勇敢直视死亡，在所剩时间不多的急迫中，奋力一探生命的最根本价值。
二○一四年，三十六岁的卡拉尼提准备完成十年之久的神经外科医师训练，其研究还获得美国神经外科学会最高研究奖，即将获得史丹佛医学院外科教授职位并主持自己的研究室。他的人生正迈向生命的高峰，却被诊断出患有第四期肺癌。前一天他是医生，还在治疗濒死的病人，第二天他变成病人，挣扎求生。他跟妻子原先设想的未来，就此完全蒸发。
在确诊自己罹患末期疾病后，这位才华洋溢的年轻神经外科医师从医师、病人、儿子、伴侣与父亲等不同身分，审视自己三十七年的生命历程，思索生命与死亡的意义。面对未知与随时可能降临的人生终点，他写道：
「我起码已经了解，医师的职责不是峻拒死亡，也不是使病人回复旧有生命，而是敞开双臂，拥抱生命已经分崩离析的病人及家属，努力帮他们重新站起，去面对、去弄清楚他们本身存在的意义。」
卡拉尼提最后于二○一五年三月过世，留下这本深刻且令人感动的书。《当呼吸化为空气》饱含文学、医学与哲学的省思，引领我们思考自己的人生价值与有限的生命。
【精彩书摘】
我翻看一张张电脑断层扫描片子，诊断不言可喻：肺脏满布肿瘤无数，脊柱畸形，有一叶肝脏被侵蚀。癌症，扩散极广。
我是神经外科住院医师，最后一年的训练刚开始。过去六年来，这类片子我看过无数次，即使希望渺茫，也会试图找到某种能帮助病人的治疗方案。可是，这次不同：我看的是自己的片子。
我不在放射科，没穿白袍，没戴无菌手套。身上套着病人的罩袍，我被绑在点滴注射架上，在病房里使用护士留给我的电脑，妻子露西（她是内科医师）在我身边。我从头再看一遍每组片子：肺窗、骨窗、肝窗，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从前到后，我完全按照受过的训练，试图找到什么东西来改变诊断结果。
我俩一起躺在病床上。
露西静静地说，仿佛是念台词般：「你觉得，有没有任何可能是别种病？」
「没有。」我说。
我们抱紧彼此，像年轻的情侣。过去一年我们一直在猜，可是拒绝相信，甚至拒绝谈论，癌细胞正在我的身体里生长。
大约六个月前，我的体重开始下降，背痛狂烈。早上更衣时，皮带先是要上紧一个孔，后来则变成两个。我去见自己的初诊医师，她是我史丹佛的老同学。她有个姊妹在神经外科当实习医师时，忽视了身体的征兆，没发现自己被恶性感染而猝逝。她守护我的健康，关切我有如母亲。我抵达她的诊间时，却发现是另一位医师在看诊，原来我同学请了产假。
我穿着单薄的蓝色罩袍，躺在冰冷的检验台上，对医师描述自己的症状。
我说：「当然，如果这是医师检定考试题目：三十五岁，原因不明的体重下降，新出现背痛症状—答案很明显是（C）癌症。可是，说不定这只是我最近工作量太繁重。谁知道呢？为了保险起见，我希望做核磁共振造影（MRI）。」
「我想应该先照X光，」她说。只是因为背痛就做MRI，这样太花钱了。
社会都在倡导，要降低医疗成本、减少不必要的检验。扫描造影的价值在于，看你想知道什么，若想找出癌细胞，X光并没有太大用处。然而，对不少医师来说，在诊疗初期就要求用MRI检验，是离经叛道的做法。她继续说：「虽然X光的敏感度不高，但我们应该从这项检查开始。」
「那是椎弓骨折的一种，多达百分之五的人患这种病，常引发年轻人背痛。」
「好吧，我会开检验单。」
「谢谢。」我说。
为什么穿起外科医师的外衣，我就充满权威，而穿起病人的罩袍，就像只绵羊？
事实上，我比她更懂背痛。神经外科的训练有一半跟脊柱异常相关。不过，峡部脊椎滑脱确实更可能。它的确正在大举侵袭青壮年，患病人数不断攀升。至于三十几岁而脊柱长癌呢？机率不会高于万分之一。就算机率百倍于此，还是要比峡部脊椎滑脱少见。也许，我只是自己吓自己。
(本文摘自《当呼吸化为空气》/时报出版)
【作者简介】
保罗．卡拉尼提（Paul Kalanithi）
神经外科医师和作家。
一九七七年出生，在亚利桑那州金曼长大，自史丹佛大学取得英语文学学士、硕士，与人类生物学学士。他在剑桥大学修习科学与医学哲学，获颁哲学硕士；并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耶鲁医学院，成为全国医学荣誉协会（Alpha Omega Alpha）会员。他回到史丹佛，完成神经外科住院医师训练与神经科学博士后研究，在研究期间荣获美国神经外科学会最高研究奖。
二〇一五年三月去世，身旁陪伴他的除了双亲与兄弟，还有妻子露西以及甫出世的女儿凯迪。
《当呼吸化为空气》/时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