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论》台湾过度倚重燃气发电的风险
过去数十年，全球对抗气候变迁的倡议不在少数，各项峰会、经济体、国家也不断订出各种减碳目标，朝向全球绿化（greening）及减碳（carbon reduction）的方向各自努力，但至今各项目标却多以跳票收场，全球减碳成效甚微。统计资料亦显示，2018年全球年度脱碳率（Change in Carbon Intensity 2017～2018）仅有1.6％，远低于《巴黎气候协议》所订定的3％目标。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各国虽期待借由大幅发展再生能源，努力追求减碳的目标，但由于目前再生能源相对传统能源成本效益差距甚大，且发电仍极不稳定，各国政府在面临经济成长压力下，无法在短时间内由传统能源（尤其每度电排碳量最大的燃煤火力发电）大规模地转向再生能源。此时，增加燃气发电便被视为各国能源转型中的新显学。
燃气发电成为全球能源要角有其天时地利之故，一来是美国页岩气革命后，液化天然气（LNG）价格出现大幅度下滑，更带动美国乃至全球天然气相关产业蓬勃发展；二来是使用天然气的燃气发电，相对燃煤的火力发电排碳量较低，燃气电厂的每度电二氧化碳（CO2）排放量大约仅是燃煤电厂的40～50％；三是燃气发电技术成熟且发电极具弹性。因此，燃气发电被许多国家规划为减碳的过渡燃料，也就是先从燃煤发电过渡到燃气发电，再逐步以再生能源取代燃气发电。这样一来，即能兼顾经济成长所需，又能减少碳排放。
正因如此，即便去年受到COVID-19疫情大流行影响，全球经济成长衰退3.5％，导致能源消耗大幅减少的情况下，天然气需求仅下滑1.9％，远远低于石油及煤炭需求的大幅缩减，2020年美国天然气发电的需求甚至还逆势成长2.0％。而高举「2025非核家园」目标的台湾，亦将燃气发电视为能源转型的莫大助力。
问题是，将燃气做为过渡燃料以兼顾减碳与平衡经济冲击之举，看似合情合理，事实上却存在争议。今年5月18日国际能源总署（IEA）发布报告《Net Zero by 2050》所提出的减碳六大措施中，即包含了立刻停止投资新石油和天然气开发案，原因就在于燃气发电排碳量虽较低，但仍属于传统能源的范畴，美国康乃尔大学生态与环境生物学系教授霍华斯（R. Howarth）更直指，天然气对全球暖化的危害远远被低估了。
因为天然气主要成分为甲烷（CH4），属于京都议定书中定义的六种「温室气体」之一，减碳的目的是减少暖化，但如今为了减碳而增加甲烷排放，岂不是舍本逐末。而且，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研究资料显示，甲烷的百年平均全球暖化潜势（global warming potential）为二氧化碳的25倍，20年平均暖化潜势为二氧化碳的72倍，亦证明了燃气发电对环境仍明显有害。
其次，天然气从生产到运送至全球各地天然气储存设施过程中的泄漏量（1.9～5.6％），也未被考量进去。霍华斯教授更表示，如果是用液化天然气（LNG）发电，其过程中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排放量，比页岩气或传统化石气至少高出25％。
基此，过去数年间，国际间也渐渐对以燃气发电作为过渡到再生能源的桥梁产生质疑，认为这种能源转型进程的「过渡」解方恐过于夸大。不过，支持燃气发电者认为，随着技术进步与完善，燃气发电过程中衍生的甲烷排放与泄漏情况已有改善，且仍具备低成本、发电弹性较燃煤发电为高、补足再生能源稳定性不足、缓解降低短期空污之急等优势，使LNG纵然未能如原本预期般提供干净能源，却仍是在排除核能后一个相对可接受的燃煤发电替代方案。
但无论燃气发电做为过渡燃料是否符合减碳目标，可以确定的是各国最终的能源发展目标依旧是绿能，也就是再生能源。而且，值得庆幸是今年5月份IEA报告指出，2020年全球再生能源新增发电容量年增率达45％，为1999年以来新高。尤其是近年来再生能源发电成本急遽下滑，使这样的极高速成长在2021、2022年亦将是「新常态」（new normal）。反观台湾，不仅再生能源发展速度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准，且在2020年台湾总发电量再创新高的情况下，燃气增长9.57％、燃煤减少0.38％、燃油减少25.47％，而再生能源发电量却不增反减0.84％。
确实，在执政者排除核能及民众对燃煤发电造成空污的反感下，再生能源配合燃气发电做为过渡能源，已成为台湾能源政策的唯一出路。但我国能源97％以上仰赖进口，又再生能源发展缓慢、核能及燃煤发电逐年淘汰下，导致未来台湾能源供给将有极大比例仰赖天然气发电。只是，就算先不论前述天然气发电仍对环境有害的缺失，单是过度集中的风险就让台湾的能源安全堪虑，诸如LNG储存的安全性、天然气进口的海路恐因两岸关系而中断。因此，在符合全球减碳趋势的前提下，政府的能源政策应有更务实的规划，才能确保全台能源安全无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