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机要费」一并除罪化？（游敏杰）
国民党立委谢衣凤（图）问提案的民进党立委蔡易余「你减肥了没？你先减肥对大家都好，为什么要提案造成朝野困扰？」蔡易余则在台下回应「要我上台备询吗？」（刘宗龙摄）
这次提案的「会计法第99条之1条文修正草案」（109年2月27日），是直接在100年5月18日修正通过的同一个条文里面，加上「机要费」这三个字，因为特定个案还在更二审审理中，立法院在这个时候进行审议，难免被质疑是要为特定个案解套。
回顾100年当时修法时的立法理由，主要是认为特别费的报支及核销程序，数十年来已经形成行政惯例，参与业务相关人员和机关首长或被授权的承办人员，对特别的处理方式已经产生「信赖」，所以应该给予信赖保护，在95年12月31日以前各机关支用的特别费，一概解除财务责任，不追究行政及民事责任，如果涉及刑事责任，也都不予处罚。事隔将近10年后，这次又提案加上「机要费」，提案说明白话来说，就是认为既然60年代就将「机要费」和「特别费」合并称为「国务机要费」，显见「机要费」和「特别费」的「性质相同」，所以应该要给予相同的免责优惠。
但是，「机要费」和「特别费」的性质真的一样吗？
如果真的二者性质那么「显然」相同，就不会有这么多学者、专家这么多年来孜孜不倦地写文章在说明，事隔这么多年，还要召开公听会来讨论。所以，「机要费」和「特别费」的性质「显然」一样的这种说法，反而「显然」是不具说服力的！
所谓特别费的性质，向来有「实质补贴说」、「历史共业说」、「行政惯例说」、「制度陷阱说」等，而100年修法时的立法理由则是采纳了行政惯例说。不过从过去的行政函释见解看来，首长「特别费」应该用于「因公」的招待、送礼物或是应酬的花费，这里所谓「因公」的公务范围认定上通常比一般业务范围宽松，所以比较没有争议。至于国务机要费的性质，目前仍是众说纷纭，向来有「特别费、机密费与机要费综合说」、「机要费与特别费说」、「机要费说」等，尚未有一统江湖的有力见解，更别谈要怎么去定义「过去的」国务机要费，具体内容为何？正确报销程序为何？
由于「总统府执行国务机要经费作业规定」分别于94年、95年及106年进行修正，有关国务机要经费相关会计凭证及报支程序，均回归会计法、审计法、政府支出凭证处理要点、内部审核处理准则及国家机密保护法等规定办理，只要不是人谋不臧，应该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个案争议。所以，讲白了，不管是100年修法让「特别费」免责，还是这次110年修法想让「机要费」一起免责，都是针对95年12月31日以前的个案，毕竟这些个案里面，也许有些人只是「遵循行政惯例」，并不是每件都有将费用部分挪为私用、犒赏亲近属下，或者将剩余款项搬运回官邸的情形。
那现在可不可以提案修法把「机要费」一并除罪化？
如同最高法院101年的发回理由所说的，立法者要修法给予「特别费」除罪化优惠，那是属于立法政策的自由，当时没有一并把「机要费」除罪化，审判机关没有扩张解释也包括「机要费」的空间。换句话说，现在想要提案修法回头把「机要费」也除罪化，法院也不会有意见，因为那是立法者的自由，且因为犯罪后法律废止其刑罚，所有个案将一视同仁地至少能获得「免诉」的判决（也有可能根本无罪）。
个人以为，现在提案要让「国务机要费」一并除罪化，姑且不论主张「面对历史说」还是「转型正义说」有没有道理，都势必要牺牲特定案件的「个案正义」，那么立法者究竟是为了保护什么对象、价值或利益，才要牺牲这些特定个案的正义？这些特定案件的个案正义究竟值不值得被牺牲？
不是不能修法一并把「国务机要费」除罪化，提案修法的一方，应该有责任说清楚讲明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