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传春、陈世英、张科》科技防疫迎战变种新冠

台湾疫苗推动协会公布2020年「十大疫苗新闻」，新冠病毒疫苗包办冠亚军。（林志成摄）

2019至2020年新冠病毒(SARS-CoV-2)以崭新面目进入人群传播，以史无前例的快速传播，于全球各地造成严重疫情。众所关切的是过去的防疫作为有哪些疏漏或不足可在未来改进？又2021年如何强化科技防疫？

面对此百年大疫的公共卫生危机，全球各国领袖与地方首长须在病例与死亡人数攀升、医院涌现大量病人、治疗药物设备短缺、医护人员身心俱疲、个人防护资源匮乏等种种压力下，作明智决定并指引方向，诚非易事。公共卫生首务为谋求大众健康，但疫情拉长，影响社会的层面也愈大，最棘手的是疫情控制与经济发展的优先取舍？尤其当政治考量超过科学专业建议，甚至以事后惩罚取代事前的风险沟通，让民众在恐惧中自寻出路，反助长疫情广布。

危机中的风险沟通，最重要的是坦诚面对与资讯透明，首先必须建立官民双方的互信，台湾此次防疫成功即奠基在「互信」，官方政策上令下达，才易让民众全力配合。此外，决策者若忽视专业咨询顾问团提供之及时数据分析与专业意见而乱枪打鸟，或如采用佛系防疫策略却低估高传播率病毒短时间涌入大量病人有致医疗崩溃的风险及欲期达群体免疫力(herd immunity)的阈值(threshold value)也需较高；所以佛系防疫遇高传染性的新冠病毒，因缺重症照护资源会牺牲老年或免疫力低下者等高危险族群的性命。换言之，在疫情吃紧时，若依达尔文「进化论」的自然群体免疫防疫，不仅少了「厚德载物」的襟怀，更让疫情难以收拾。

其次要考虑许多新冠病毒流行地的其他传染病在原公卫体系无暇兼顾会更形恶化，如南美洲今年同时饱受新冠与登革两病毒的双重夹击;而非洲原有爱滋病毒与肺结核的蔓延;另亚洲在此冬季也将面临禽流感的威胁，尤其去年底中国大陆江苏与湖南各有1名禽流感感染人的死亡与重症病例，加上全球30余国及地区已有传播力强的新冠变种病毒，即使疫苗接种，初期也是优先施打高危险族群而无法涵盖普罗大众，因此今年初无论是自然感染或疫苗施打所建立的群体免疫尚不足以完全阻挡高传播力的新冠变种病毒!

换言之，2021年新冠病毒疫情防控必须由全球宏观思考，以整合病毒学、免疫学、传染流行病学、公共卫生政策的跨域科学思维来应战。事实上，2003年SARS流行之初国科会曾邀科学家讨论那些科学研究该做；在流行后国卫院也邀集不同领域学者与政府首长仔细检讨未来因应新兴传染病之道。惜去年成立一级指挥中心后，虽然短期疫情控制有成，却未在长远规画上彰显集思广益的远见与群智创新的整合，不像我国因应禽流感H5N2与H7N9威胁时，国卫院2013年曾由科技部与卫福部研究计划经费，将人畜两方的相关机构与学界人才，成立「台湾流感病毒风险评估网络」，仿世卫组织作法，每年敬邀国内外专家开两次会，分析流行走向、病毒多元变异、血清抗体反应及疫苗进展实况，进而专业决定该年最适我国发展疫苗的病毒株。

因此展望2021年，我国防疫决策及资源应挹注病毒与免疫研究、精准检测医学及疫苗研发量产，并思考建立多中心的「新兴传染病风险评估网络」，发挥更大的整合团队力，才可在未来新病毒流行时，迅速打赢疫仗。

台湾的研究经费、人力远比欧美先进国与中国较少，唯有群策群力，才能永保国人健康。

（作者为金传春为国立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兼任教授、台湾公共卫生促进协会顾问，陈世英为台大医院急诊科医师，张科为高雄市立小港医院感管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