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诉李登辉有待商榷

特侦组针对前总统李登辉不当挪用奉天专案基金一案，于侦查终结后，以《贪污治罪条例》的侵占公有财物罪起诉。此案从爆发到现今，已经超过十年，总算有个结果，似乎也展现了政府肃贪的决心，但若以整个诉追过程与起诉内容来看，却不免有值得检讨之处。

这起国安密帐案，源于一九九四年，一笔约二亿八千万台币的金援南非款项，由国安局从奉天专案中先行垫款，再由每年的预算盈余中逐年归垫，而因此笔资金不会显示于奉天专案上，此笔资金无形中就会消失在帐目里，让人有可乘之机。而这笔款项在经过几次转手稀释后，再以捐款方式给了台综院，完成了将黑钱洗净的过程，如此的行径，不仅无视于预算使用的法定性，更涉及严重的贪渎不法。惟由于所涉人等，皆位居政府要职，只要人在其位，势必会以其影响力来掩饰，尤其是以总统之尊，于任内又受到宪法不受诉追的特权保护，更难以对之诉追。

因此，此类涉及高层官员的贪渎犯罪，只有在这些人不在其位，而逐渐失去其影响力时，才可能究责，也因此，在二○○○年，台湾第一次政党轮替之后，因国安局上校刘冠军卷款潜逃后，才使国安密帐案曝光。惟让人不解的是，若从此案曝光到现今，算一算也超过十年，虽然刑事诉讼法并无限定检方必须于何时起诉，惟若侦查时间拖得太久，不仅相关证物可能因此流失，证人的记忆也必然逐渐丧失，更可能使涉案的相关人等，有机会勾串或湮灭证据，即便起诉，恐也无法定罪，此次特侦组起诉李前总统一案，必得面临如此的风险。

由于政府组织的一体性，再加以公务体系的上命下从，针对结构性的贪渎案件，位居下位的执行者，往往会以依法行政、听命行事者等辩护，且在分工与分层负责的官僚体系下，也会造成责任分散，而无人可负责的情况，更何况这些执行者，有很大的机率，是在不知或受迫的情况下被利用，对之究责，显然也不公平，所以对于始作俑者的诉追，才是重点。

惟欲追究位居高位者的刑责，尤其是总统，却有着更大的障碍，因位居高位者不可能亲自执行，也不会笨到以书面的方式要求下级为不法情事，因此，欲证明其有下令之事实，恐是难上加难。即便已经出事，也可以以「不知情」或「忘了」等，将责任推给下属。

以此次遭起诉的案件来看，其中的关键，即在于李前总统有无指示不法资金的挪用，因此，检方虽已经查明不法资金的流向，对于经手此笔款项的相关人等，也都调查清楚，但针对李前总统是否有下令一事，却以「奉天专案基金非总统同意与指示，无人能予以动用」、「事先未得总统同意、他人焉敢动用」等语，来为下令与共谋之事的证明。

惟在将来审判时，若无更多的证据支持，如总统或以权力高位或以利诱等方式，来迫使下级公务员就范之事实，而单以共犯之一所提供备忘录，如此片段且未经证实为论证，必然会遭到被告律师的强烈质疑，基于刑法定罪的严格性，法官更可能以罪疑惟轻为由，对被告为无罪判决。

特侦组起诉李前总统，可以展现检方肃贪的决心，更可打破「刑不上高官」的窠臼，而达成执法的公平性。惟案件拖得如此之久，起诉的证据却如此薄弱，若被告并无贪渎情事，检方仍为起诉，不啻是一种滥权诉追，而凸显出检方的恣意与专断。更糟的是，若被告真有贪渎情事，却因检方未能力行其诉追任务，而让被告因此获判无罪，不仅是一种职务怠惰，更折损了检察权的威信，而不利于未来的肃贪防治。（作者为真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