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论坛》展望拜登时期的美国、中国与新加坡关系

美国总统拜登就任后，新任国务卿布林肯今天与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通话，两人重申两国间坚实的防卫、安全、贸易等合作。(示意图/shutterstock)

新加坡是东盟国家中最坚定的美国盟友，随着中国崛起，它长期以来面临如何在中美之间搞战略平衡的难题。它的做法总体上是这样的：能平衡就平衡，平衡不了就先顾美国那一头。

环球时报，2017 年 6 月 12 日

一、 前言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今（2021）年 1 月 29 日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Davos Agenda Week），与论坛主席布伦德（Borge Brende）的对话中，谈到美中关系，李显龙主要是呼吁中国必须用世界能接受的方式承担国际责任，以及取得影响力，而美国也必须调整看待中国的态度。然而，上述看似四平八稳的言论，美中两国的媒体却有完全不同的解读，代表中国军方态度的官媒《环球时报》报导强调美中合作的部分，忽略中国也应调整对外态度；美国《彭博社》的报导，则正好相反，强调李显龙认为中国必须调整对外态度，忽略美国也应该有相对应的调整。

不同媒体根据自身立场选择性报导，可以理解。两个大国的主要媒体，不约而同的引用新加坡总理的言论来批评对方，都有透过新加坡来衬托中美关系的味道，也十分值得深思。了解新加坡四平八稳的语言从何而来，有助分析拜登领导下，美国、中国与新加坡关系的变化。

二、 习近平上台前美中新三边关系演变

人民行动党在成为执政党之前，受传统教育的华人是重要票源，他们常心向祖国，故受英语教育的李光耀不能得罪北京，族群也成为李光耀对中国的主要语言。和北京的私下接触中，李光耀强调常收听北京广播、身为华人对中国有感情、自己的孩子都受华人教育等等。1959 执政后，立即派陈翠嫦与易润堂访问北京。

这两位都是华校出身，中文流利之外，在北京主要谈的也是景仰中国文化，佩服中国发展，盼北京能派文化访问团交流等等。1965 年独立时，李也传话北京，盼基于爱护华侨，爱屋及乌予以支持。换言之，独立前与中国的交往中，受英语教育的李光耀十分重视与中国的族群连结。

在冷战期间对北京友好，相对与美国关系自然不佳。反殖反帝大旗是迈向独立不可少的标志，故反美的语言与文字，有助巩固国内受华人教育的选民。美国与李光耀的关系，到 1959 年李光耀担任总理后，双方关系虽趋缓但仍未见和谐。

1965 年正式独立之后，新加坡毋需再强调反殖反帝，人民行动党内受传统中文教育的华人派系已被消灭殆尽，由英语教的菁英掌权，中国因素重要性下降。更重要的是，由于和马来西亚关系欠佳，新加坡须另寻经济合作对象。受英语教育的人民行动党菁英，在此背景下开始改善与美国关系，支持美国反共政策，并数次访问美国，相对而言对中国态度就开始强硬，北京也因此在1968 年开始批判李光耀是美国的走狗。

支持美国换来的是大量的美国投资，惟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当时虽处文革高峰期，但新加坡是中国在香港以外最大外汇来源，政治冲突并没有影响经济交流，例如专卖中国货品的百货公司就开了七家。文革末期，美中关系开始改善，机警的李光耀立即安排访问中国，但改善关系的同时，李光耀十分注意族群关系的切割。一改早年和北京沟通的策略，改用英文为主要语言，代表人也是印裔的外交部长，不让西方觉得新加坡与中国太接近。李光耀回国后终结了华文教育体系，改成所谓双语教育，实际上独重英文，与中国正式文化切割，华文教育仅强调其沟通功能。

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面对旧有保守势力，新加坡的族群特色可以免除中共内部「崇洋媚外」的批评，故成为中国学习的榜样。中国的族群考量，也成为新加坡抬高地位的策略。李光耀除鼓励国民重拾族群连结以拓展商务，更把自己视为是西方与中国的桥梁。邓小平与李光耀间的互相恭维广为人知，新加坡加以宣传后，形成西方人要透过说英文的华人才能认识中国的想像。

这种想像也延伸到江泽民。李光耀敍述江在 1994 年曾在晚宴时抓住他的手，询问：「跟我说说西方对我们的真实看法！」江泽民虽从未证实此事，但中国领导菁英被视为要透过说英文的华人才懂西方，使新加坡英语菁英以中国发展的导师自居。但自我膨胀终究不是现实。胡锦涛时期，2003 年的 SARS 事件，新加坡成为少数对中国严厉指责与抵制的国家。2004 年李显龙访问台湾，以两岸调人自许，挑战中国外交底线。这两次事件中国的反应，最后都迫使加坡低头，更突显新加坡实际上并不了解中国。

简言之，独立后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已由受英语教育的菁英主政，一反过去反殖反帝与亲中的态度，把新加坡建构成一个位在亚洲的英语国家，开始走亲西方路线。此路线决定了与中国的关系，政治与文化上都做切割，华文仅余沟通功能，族群关系则可在国内外制造想像。惟主政的英语菁英缺乏对中国文化深入了解，就不可能实际指导中国发展。英语至上的社会，也很难改变亲西方或亲美态度。1990 年代起，新加坡即成为美国海军在东南亚最重要的基地，是新加坡在中美间路线选择的最佳证明。

三、 习近平时代的中新关系

受邓小平经济改革策略影响，中国各阶层的领导人，例如薄熙来、汪洋、李源潮都有向新加坡学习的言论。就连习近平 2010 年在担任中国国家副主席时，都曾对李光耀表示「我去过新加坡。我知道你们有什么，我们的人民想从中学习。我们希望向你们学习。我们从你们身上学到的要比美国学来的多。这种学习过去需要、现在需要、将来也还需要。」

新加坡政府可能对这些客套话信以为真，李光耀父子继续保持优越感，在华府嘲笑中国的空气与污水，提醒美国围堵中国，更指责中国在钓鱼台与南海的立场。没有体会到习近平上台后强调中国梦的背后，就是中国毋需再向新加坡学习，也不会再容忍新加坡高姿态指点。

中国在东南亚事务上开始疏远新加坡，不同的媒体也以「数典忘祖」、「非我族类」、「背叛文化母国」等言论数落新加坡。2016 年底新加坡装甲车事件在香港被扣留，是中新两国近年关系的谷底。在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上任，转移对亚洲事务的注意力，并且退出许多国际多边合作机制，改采「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政策，聚焦在双边贸易和关税，开启与中国的贸易战。对新加坡来说，美国不再是一个可靠的盟友，加上近年新加坡经济表现不佳，2019 年的经济成长率仅 0.7%，与2018年的3.1%相比大幅下降，更是2009年以来最差的成绩，2020年受COVID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经济成长率出现 2001 年以来首度的负成长，导致近年新加坡在经贸上对中国更加的依赖，未来可以预期依赖将持续加深。

经济的需求，再加上川普对盟国的态度，也使以往偏向美国的新加坡，为了生存发展，开始调整对中国的态度。装甲车事件落幕后，李显龙为了修补与中国的关系， 2017 年 9 月率大批官员赴中国访问。行前也特别安排在新加坡以流利的华文接受《新华网》的专访，企图透过华语的使用暗示新加坡在族群与语言上与中国相近之处。此外，李显龙在受访时处处称赞中国，例如在谈到中国的电子支付时，表达新加坡应该向中国学习，新加坡很落伍，「我想激励新加坡人，中国能够这么做，我们应该学习他们、借鉴他们的经验，应该也可以做得到。」 随后《新华社》也报导新加坡高度依赖以现金和支票支付，十分「老土」，在发展移动支付上落后中国很多，要向中国学习。转变了中国长年向新加坡学习的一贯态度，呈现的是新加坡现在要向中国学习。

但是，中国却不一定会领情。针对一连串态度修正，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以「新加坡对华态度注定会摇摆」为题，指出「新加坡是东盟国家中最坚定的美国盟友，随着中国崛起，它长期以来面临如何在中美之间搞战略平衡的难题。它的做法总体上是这样的：能平衡就平衡，平衡不了就先顾美国那一头。」一针见血的点出新加坡长年以来，心向美国，却不时根据需求利用族群操作与中国关系的投机态度。

利用族群操作与中国关系随处可见。时任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于 2018 年 2月赴新加坡访问，与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总理李显龙等人会面，特别的是出身英校，惯用英文，仅在选举期间为了拉拢华裔选民而使用中文的黄永宏，在接待常万全时，几乎全程均以中文接待，还引用常万全之言，指来新加坡不像出远门，而像是在同一个镇上拜访好朋友。中文不甚流利的黄永宏，却在自己的国家勉强使用中文来讨好中国国防部长，新加坡官媒也大幅刊登两人握手拥抱的亲密画面。

面对中美压力，新加坡态度明显转向，总统、内阁部会首长频繁访问中国，各种场合的发言皆强调不在美中之间选边站，甚至希望美国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与 2016 年前后相较，态度明显转向中国。例如 2019 年 5 月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李显龙表示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福音」，使世界都「受益」，「世界其他地区也必须适应中国的更大角色。各国必须接受中国将继续发展壮大的事实，阻止它们发生既无可能也不明智」，美国既使难以接受，还是要做出调整，其他官员亦有类似的言论。

8 月，李显龙在国庆大会的演说上，首度以中文谈论美中关系，重点包括「大家都不想在中美之间选边站，新加坡也不例外」、「中国的腾飞对中国本身乃至全世界，都带来了巨大好处」、「美国也必须接受，阻挡中国的崛起，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明智的。」此外，李显龙也再度以华人身分拉近与中国的关系，表示「新中关系是独特的。除了中国以外，新加坡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以华人占多数的国家。这种同文同种的优势，有助于我们延续并加深民间与文化上的交流，帮助两国建立友好的关系，了解彼此并成为合作伙伴。」希望借着修补与中

国的关系，挽救新加坡经济的企图明显。

但新加坡是否真的改变了对中国的认同呢？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东协研究中心（ASEAN Studies Centre at 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2020 年1 月发布《东南亚态势：2020》（The State of Southeast Asia:2020）的报告，可以为新加坡在中美之间的倾向，做出最好的结论。东南亚 10 国在被问及「如果被迫在美国与中国之间选边站，将如何选择？」仅 3 国选择美国，华人为主的新加坡是其中之一，倾美态度明显，其余 7 国均选择中国。

上述情形显示，新加坡近来频频以华人身分修补与中国的关系，背后仍是觊觎中国庞大的经济利益，并非两国在「华人」身分的连结上能够达到政治上口径一致。

四、 展望拜登时期美新关系的变化

改变新加坡态度的美国因素是川普，而从拜登竞选到目前的谈话可以预测，拜登领导下的美国，将一改川普政策，继续寻求保持与强化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也将重塑美国在国际上的道德权威，重修与同盟间关系，并且重回欧巴马时代的多边主义，但也同时会继续完善川普的印太战略布局。因此，新加坡的政策也有望调整。

欧巴马时代的亚太政策使新加坡对中国较为强硬，拜登内阁人事提名，特别是国安与外交领域，许多仍是欧巴马主政时的老面孔，包括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白宫国安会顾问苏利文（Jake Sullivan）、劳拉·罗森伯格（Laura Rosenberger）、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浦杰夫（Jeff Prescott）、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前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卿康贝尔（Kurt Campbell）也将出任白宫国安会新设的「白宫国安会亚洲政策主管」一职，主责亚洲事务。康贝尔被视为欧巴马「重返亚洲」（pivot to Asia）政策的重要推动者之一。新加坡「海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因此认为，有鉴于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关系，未来 4 年亚洲事务将是拜登政府团队的重心之一，对外政策也被称为将是「欧巴马 2.0」。

川普时代「美国优先」的理念导致美国与盟友之间矛盾放大，再加上处理方式缺乏外交手腕，甚至因此导致与欧盟等传统盟友的关系紧张、停滞。各界预期拜登政府未来会更大程度地推进合作，并展开对话与妥协，在强化盟友关系方面会较前朝有进展。拜登曾强调，有规则的国际秩序是重要且必要的，认为川普时代退出国际组织的作法，并不能维护美国利益，只有深度参与才能掌握规则制定权。

因此，各界认为拜登政府将重拾多边主义，并力保主导地位不让中国有机可乘。拜登不让中国有机可乘，就是新加坡的机会。他是典型美国传统建制派，有跟中国打交道的经验，主张跟中国接触，因此未来美中关系虽然仍有对抗冲突，但预期会较川普时期缓和，在分歧领域上，也较有意愿跟中国对话，更将透过国际组织、国际法及拉拢盟国、伙伴国等作法，并强调与盟国的军事合作与往来。

但整体而言，国务卿布林肯已表示原则上同意川普对中国较强硬的态度。因此，在拜登领导下重回多边主义并修复与盟国关系的美国，将会强化与新加坡的关系。而对新加坡来说，美国的回归，可能使新加坡稍微放缓近年积极拉拢中国的策略，即使新加坡经济仍旧需要依靠中国支撑，但相较川普时期，美国与新加坡的关系应会更紧密，而新加坡拉拢中国的力道将会放缓。

五、 结论

当新加坡需要中国时，常用族群关系拉近距离。当新加坡要区隔中国时，常强调新加坡优越的西方文化。半世纪以来的美国、中国和新加坡政治与经济需求，一直在这两种语言间摆荡。由于文化与教育四十年来已有深刻改变，新加坡实际上是亲美，而过去四年由于美国政策改变，四平八稳的发言相较过去政治态度唯美是从，已是明显地转向亲中，让中方媒体也有藉新加坡指责美国的柴火。

配合这个转向的，是新加坡过去四年强调族群语言明显增加，优越感也下降不少。但若未来拜登时期新加坡再有言行不一的行为，中国虽不会与拜登政府恶言相向，但对新加坡的抵制恐怕更加强烈。《环球时报》2017 年对于新加坡的批判，就是中国未来四年对新加坡的政策参考。

(本专栏文章作者意见不代表论坛立场)

（作者刘晓鹏为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兼亚太英语硕士学程主任、黄奕维

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