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宇修／杀人犯也有被公平审判的权利
▲民主社会的价值之一就是没有阶级与贵贱之别，就算是杀人犯也有被公平审判的权力。（图／视觉中国）
每当有重大刑事案件发生时，常常会有舆论认为「为什么还要进行审判？甚至有三级三审？」，是否可以直接处刑或是当场枪毙，尤其是像郑捷案有明确证据的情形。很多人也认为，这样的制度设计都在保障坏人，受害者反而没有相对应的保障，实在不甚公平。而若判决结果不如预期，承审的法官还要在被记上一笔。说到头来，给被告律师到底要做甚么？
翻开各国的刑事诉讼法就会发现，当被告涉及的罪属于该国的重罪（felony）时，就会采行所谓的强制辩护制度。以我国而言，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1条第1项第1款，「当被告所涉的罪属于最轻本刑三年以下时，就会该当强制辩护的要件，而使当事人在审判程序中能够有律师或公设辩护人予以协助」。这个制度本身的考量就是「勿枉」，尤其惩罚比较重的罪如果一旦用在不对的人身上，所造成的伤害更加难以回复。强制辩护制度在单纯有被告涉及重罪时，一般人民在法感情上还算是可以接受。
然而上面的说法并不能回应一开始笔者所提出的问题，毕竟如果案件还有疑点，谨慎地进行审判也是无可厚非。但如果罪证确凿，根本没有疑点，就可以省略这些繁杂程序了吗？就此而言，笔者提供以下个人经验参考。
首先，所谓的罪证确凿，很多时候还是沦为阅听人的主观认知。有些案子不像前述的郑捷案，没有那么明显直接的证据，但还是被警方或其他调查机关认为人证、物证皆属明显而直接召开破案记者会。必须要说的是，这样的记者会常常反而是制造错误结论的开始。毕竟机关都说破案了，当然不希望后面因故翻盘，导致后来接手的检方或是法院，甚至被告律师必须在莫大的压力下进行刑事程序。简单来说，用个最近连续剧的梗，「你所看到的真相不一定是真相」。面对莫名的确信，我们反而需要审慎以对。
其次，加害者除了须负担起刑事责任外，事实上还有其他相关的民事责任。而我国法院刑事庭在刑度拿捏上，是会考量加害者是否有约定或履行赔偿义务的。以刑事的杀人罪为例，加害者要面对的民事责任，除了受害者的下葬费外，还有受害者家属的精神慰抚金等等；如果是杀人未遂导致重伤害，还要再考虑被害者的医药费及失能问题。而这些损害赔偿的讨论，很多时候都与刑事案件交杂，彼此互相影响。如果只因为罪证确凿而就地正法，那么民事责任的归属及实现可能就会遥遥无期，对受害者及其家属也不见得是好事。
无可回避的是，我们对刑事被害者的保护制度，确实还有改善空间。不过这个改善空间也不是把刑事被告的权力完全剥夺就可以换来的。如果我们相信，民主社会的价值之一就是没有阶级与贵贱之别，那么无论是谁，都值得拥有一个公平的审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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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宇修，执业律师，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问学人、公益法律全球研究网成员。关注人权议题，参与台湾及国际公益NGO成员之人权策略拟定与推广。以上言论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