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宇修／防疫与人权只能二择一吗
▲法制上为了防疫，人民的自由被限制了许多，其中争议最大的就是个人资料的取得。（图／路透社）
2020年是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一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威胁，人类的生活型态开始有了极大的改变：减少了许多面对面接触，许多商业行为受到冲击、在家办公及视讯讨论问题成为了目前的新时尚。台湾有幸在这波冲击中把各项损害降到最低，虽然仍有许多商家不敌而选择歇业，但至少能够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笔者在美国的朋友，有人已经数周无法出门，甚至有听说因此衍伸出其他如家暴等社会议题。
台湾的防疫成效如何或有质疑讨论，但要选择用甚么手段防疫则是另一个问题。美国媒体《New York Post》便曾刊登两篇报导：一篇认为台湾初期因未采取WHO的建议，提早进行各项部署，使得病情得以有效控制；另一篇则质疑，台湾的防治是国家透过集权主义、牺牲人民自由换来的。该文表示，如入境台湾者居家隔离14天、用GPS手机讯号确认有无确实执行居家检疫或隔离，对进出入建筑物的人实施体温检测及实名制登记，餐厅用洗手液并用隔板隔离座位、管制口罩进出口等，让每个人受到政府监控。
上述的报导当然某程度是记者混淆了一些私人措施跟法令要求，也忽略了台湾在经历SARS后人民对此种传染病的心有余悸及立刻反应。毕竟法律的管制方式在各国仍有落差，各国历史还有文化都要结合看待。举例来说，美国几乎不可能接受台湾式的全民健康保健；台湾也很难接受美国的拥枪权。但不可否认的，法制上为了防疫，人民在我国的自由能被限制到甚么程度？
这个问题最早在SARS时期，就有当年没有遵守诫命的和平医院医生试图挑战当年《传染病防治法》关于大规模强制封院隔离的合宪性。就此，大法官最终做成释字第690号解释，表示当年的规定：「对人身自由之限制，尚不违反法律明确性原则，亦未抵触宪法第二十三条之比例原则，与宪法第八条依正当法律程序之意旨尚无违背。」但该解释也提及：「曾与传染病病人接触或疑似被传染者，于受强制隔离处置时，人身自由即遭受剥夺，为使其受隔离之期间能合理而不过长，仍宜明确规范强制隔离应有合理之最长期限，及决定施行强制隔离处置相关之组织、程序等办法以资依循，并建立受隔离者或其亲属不服得及时请求法院救济，暨对前述受强制隔离者予以合理补偿之机制」。之后，《传染病防治法》的修正，乃至于《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一般简称为《纾困条例》），也都依照着该解释的意旨进行规范。目前的居家隔离通知书除了明确告知14天隔离期间外，也提供提审书及请求防疫补偿的程序。
然而，这不代表我国目前的所有防疫措施都是绝对的合法没有疑义。其中最有争议者，就是关于个人资料的取得。当年的解释文无法想像现在的个人资料如此容易被监控，也因此最受争议的GPS监控、细胞简讯、类细胞简讯等措施，解释文并未提及。
目前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对于管制此类个人资料的依据，都是引用《纾困条例》第7条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得实施必要之应变处置或措施。」然而，包含笔者在内的许多法律人士都质疑，该条是否真能够超越目前的《个人资料保护法》或是《通讯监察及保障法》，进而管制人民的居住迁徙乃至于居住自由，在解释上显然有问题存在。然而，时至今日，单纯质疑法源依据已经无法完全解决问题。以下笔者提出几点未来操作上的可能方向，期许防疫政策与人民自由能够并行而非仅能择其一。
首先，《传染病防治法》关于如何调取个人资料并没有规定，长期而言，法制化绝对有其必要。在何种情形下需动用到何种搜集个人资料，方法为何，纵然无法巨细靡遗，也应避免过度模糊。大法官过去曾于释字第603号解释理由书中针对建立指纹资料库档案一事表示：「应以法律明定其搜集之目的，其搜集之范围与方式且应与重大公益目的之达成，具有密切之必要性与关联性，并应明文禁止法定目的外之使用。主管机关尤应配合当代科技发展，运用足以确保资讯正确及安全之方式为之，并对所搜集之指纹档案采取组织上与程序上必要之防护措施，以符宪法保障人民资讯隐私权之本旨。」应值得参考。
其次，一般场合如私人处所、运动场馆等实施实名化措施，应回归现行的《个人资料保护法》，也就是明确告知民众搜集、处理及应用的范围，并且以必要的资讯为限。
最末，回归本次疫情，《纾困条例》既然订有期限，于期限过后，政府已无持有因疫情所持有的个人资料之正当性，原则上应予销毁而不予保存，避免不当使用。
愿疫情早日平息，人人平安，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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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宇修，台湾人权促进会会长、执业律师、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问学人、公益法律全球研究网成员。关注人权议题，参与台湾及国际公益NGO成员之人权策略拟定与推广。以上言论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