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上）／从事校园民主　郭文彬家成「后勤中心」

▲1987年台大学生日，郭文彬（手持喇叭者）在台大校园围墙旁进行短讲。（图／郭文彬提供）文／记者刘康彦

为人海派的民进党社运部主任郭文彬，就读台大政治系期间积极从事校园民主运动，在中文系任教的母亲，非但不畏惧来自系主任的威胁，还大方出借自家作为「后勤指挥中心」。

他形容自己的人生，早就注定参加民主运动，年少时看见光明黑暗、是跟非就在一条河的两边，对岸都是妖魔鬼怪、过去在大陆为非作歹、横行无际的土豪。郭文彬叹了一口气：「唉，隔了不只一条河，就像天堑那么远，永远不会想跟他们在一起。」

面对公民力量或现实政治中第三势力的质疑，他强调只有选举选赢才是改变台湾社会的唯一途径，诸如民智大开、训练人民通通不可行。他话说的重，形容这些词汇都只是希望从事这路线的人的「自我意淫」……

Q：谈谈大学时期从事的校园民主，以及进入政治领域工作的契机？A：我是念台大政治系，以往规定校园刊物出刊前需审稿，学生也无从参与学校政策制订，基于对「权威式领导」的反抗，常和学长发起校园民主运动；当时台大还有三大异议社团，像是大陆问题研究社、大学新闻社及大学论坛社，比较有名的学长，譬如大陆社的林佳龙、詹长权，大新社的郭正亮、薛化元，与大论社的李文忠、刘一德。

大新社曾经发表一篇与陈寅恪有关的文章，陈后来跟中共走得近，但其实文章只单纯谈生平，没有「为匪宣传」，校方却用「思想有问题」为由禁刊。大新社只好挖版，反而遭学校惩处，理由是「刊物怎么可以留白」？这件事让我印象很深刻，台大校园争取民主的动作更大、串连的人更多了。

学校背地里动员很多力量对家长疏通，有次在校门口办肥皂箱开讲，一个台大医科同学的妈妈特地从南部跑上来，一见面就给他一巴掌，当众撂话：「你母仔乎你读台大，你乎我做款代志，被关了怎么办？」他只好鼻子摸摸跟着妈妈走。

反观我妈，她在中文系任教，一度被系主任施压「你儿子搞共产党」，她大发雷霆回击：「你是教授，我也是教授，你系主任了不起？凭甚么威胁我」。自此，她全面接纳校园民主工作，大家都来我家开会，还提供吃的喝的，就像后勤中心。

大二开始，李文忠找我去党外杂志打工，不是因为钱，只是觉得蛮好玩，大学毕业前总共待过四家杂志，一家许荣淑的，两家是郑南榕，还有一个是党外编政会的公报。我大二、大三就决心参加民主运动，那时是非很清楚，基于对乡土的关爱，加上对手太坏了，那群从大陆来，永远不改选、永远姓蒋的、永远一小撮的统治贵族，万年国会不改选，还自称是民主阵营一员，真的太可笑。

那时很清楚看见光明与黑暗、是与非就在一条河的两边，另一边都是妖魔鬼怪、蒋家，以往在大陆为非作歹、横行无际的土豪。唉，隔了不只一条河，就像天堑那么远，永远不会想跟他们在一起。

▲民进党去年选在鹿港举办党庆园游会，郭文彬（中）手握扩音器维持现场秩序。（图／记者刘康彦摄）Q：长期担任幕僚，没有动念走到台前？A：这可以拿我跟高志鹏作比较。他跟我同年、辅大毕业，我台大的阿，应该比较好啊，可是你看他青云直上，这跟人格特质不同有关。

看见别人因为权力地位得到收获，你也很想要，这是动力，这叫Hunger；看见豺狼当道，觉得对方算甚么东西，想叫他闪边，这叫Anger，但我一直可有可无，也不生气由谁来做，有些人会在乎某人的进展比他快，想去争胜。

我不会想当议员，立委也不会想，去做要付出多少代价，要承担多少风险，万一输，甚至连初选都过不了咧？民进党制度复杂到自己都看不懂。得到获胜也许没那么难，我帮很多人辅选都成功，但要问自己到底有没有Hunger跟Anger，如果没有，何必？我这样被动过也是很好，因为是别人需要我。

态度消极的看，站在一条宽阔的深渊前，看见对面那些肮脏、污秽、龌龊、低贱的统治集团，你会觉得说，我到底要争的是什么，争一个职位，对个人……有意义吗？那批人还是在，经过这么多年努力他们还是在，他们就是不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