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长文／严守无罪推定 是法治国基本要求
▲检察官是国家公益代理人、法治守护者，理应做到「对被告有利不利事项一并注意」的义务，坚守刑事法中最重要的无罪推定原则。（图／视觉中国CFP授权提供）
笔者在11月27日〈是恢复特侦组的时候了〉一文中，提醒检察机关「司法如皇后贞操，不容怀疑」，希望负责侦诉的检察官要避免陷入不当行政指导的为难处境，而忧心北检几件高度争议性的起诉内容，恐遭行政权干涉的质疑。
对此，北检「措辞强烈」地以声明谴责笔者。于受领指教的同时，针对质疑，笔者还是要先以北检对李述德的起诉内容来说明。
首先，2003年12月30日，远雄在大巨蛋案以「零营运权利金」的条件，获得最优申请人资格，这是北检所不争执的。据知，2004年9月23日李述德召开议约会议时，北市府虽保有议约裁量权限，但为免申请时所提出的条件毫无意义，仍应以远雄当初取得最优申请人资格的条件为基础。有关此情事于北检的新闻稿中并未提及，因而予人「本来远雄应支付权利金，但经李述德参与的议约会议后，便无需支付权利金」的印象。然而，事实上远雄一开始就是以「零营运权利金」的条件取得最优申请人之资格。
笔者于前文指出：「起诉书刻意忽略远雄一开始就是以零权利金得标大巨蛋，而制造出本来有权利金，是因为李述德才取消的推论。」便意在提醒检方，纵使对李述德议约会议的结论，检方存有合理怀疑，仍然不能忽视「零营运权利金」并非在该会议中才突然冒出，而是起初便存在的事实。
检察官是国家公益代理人、法治守护者，对笔者文中例举的起诉／上诉的被告，北检是否做到「对被告有利不利事项一并注意」的义务？是否坚守刑事法中最重要的无罪推定原则？北检在几件起诉案，起诉书的品质，笔者企盼能够有更强的说服力，不只是让原本对案件及被告抱有怀疑的民众接受，更能让持有不同看法的社会大众信服。
再回应北检「过去特侦组不起诉的旧案，本署迄今根本尚未有一件侦结起诉」。
精确地说，虽未有侦结案件起诉，但却有「签结」而又重新侦办的案件。于北检发此谴责声明的「同时」，有一个案件轰轰烈烈的「正在高院开庭」，那就是马英九前总统被北检起诉的泄密案。该案早在2013年经绿营人士告发，即使是在马卸任失去豁免权后，特侦组也未起诉。而事实上，排除总统刑事豁免权的因素，不只是形式、程序上，原承办马英九泄密案的主任检察官在3年多前的签呈，也已实质上认定马英九未犯泄密罪与教唆泄密罪，这个签呈也经过当时检察长核阅盖章。
而在北检换了检察长，就突然推翻了签呈，以泄密罪起诉马英九，起诉书之立论也遭王健壮、夏珍等资深媒体人提出严正质疑。与此相关的柯建铭自诉（虽非北检起诉）马泄密案，一、二审都判无罪确定。此外，北检起诉案，法院一审也判无罪，北检仍为上诉而上诉，浪费司法资源，更陷嫌疑人于双重追诉的不利益。北检起诉／上诉检察官难道不该反省与检讨？
▲柯建铭自诉（虽非北检起诉）马泄密案，一、二审都判无罪确定。北检起诉案，法院一审也判无罪，北检仍为上诉而上诉，浪费司法资源，更陷嫌疑人于双重追诉的不利益。（图／记者张一中摄）
尤令笔者痛心者，「准司法机关」的北检在对马英九的起诉书中，竟认为司法关说，只是国会道德自律事项，「无关公共利益」，借以推论马召集阁揆、幕僚咨商为「无故」泄密，试图推翻总统捍卫司法独立的解释。此外，尽管法务部长邱太三已公开表示将制定「妨害司法公正罪」，至今未闻北检向大众修正其「立委关说司法，无关公共利益」之立场并表示歉意，并应在此基础上修正起诉意旨。
笔者写〈是恢复特侦组的时候了〉一文，是企盼在复杂对立的政治及媒体环境中，透过制度设计，让检察体系减少、克服「先入为主」的人性考验。尤其是在面对重大、敏感的案件，司法的信任更被大众放大镜检视。笔者认为，唯有严守无罪推定，谨慎考量对被告有利不利的各种情事，才能找回民意对检方的信赖，并透过完整的制度理性，建构出能有效、公正运作的司法环境。
最后，笔者还是要回头讨论「特侦组存废」制度问题。民进党政府废除的理由充分吗？比起地方检察署，由独立任期保障的检察总长所指挥的特侦组，不更能打击政府内部的重大不法案件？如果涉案官员居高位，将办案压力放在地方检察署，真是摘奸发伏的设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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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长文，理律法律事务所所长。本文转载自2017年12月1日中国时报A18版。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88论坛欢迎更多讨论与声音，来稿请寄editor88@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