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TW／打败蒋介石的「第二杆枪」
中共是一个实实在在、握有两杆枪的「二杆子」政党。一杆是在战场上将国军赶到台湾的真正枪枝；另一杆，是用笔墨做成的在舆论场上较量的宣传之枪，即所谓的「笔杆子」。
共产党普遍认为，在对日抗战胜利时，国民政府、国民党，乃至于蒋介石的威望都达到了历史的顶点，然而短短4年的时间里，却失尽人心，丢掉了政权。不少学者都曾探讨国民党失败的原因，认为其除了政治腐败、经济崩溃以及军事上的失败，更在舆论宣传，即笔杆子上败给了中共。
事实上，国共两党都极为重视舆论的作用，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前社长高狄曾一针见血指出「舆论先行，攻心为上」，是中共在抗战之后的宣传主轴，毛泽东则经常亲自执笔为当时中共的机关报《新华日报》等撰写社论，甚至用他充满了战天斗地的帝王般浪漫主义之笔，写下了大量深受知识分子中欢迎的诗歌，如《沁园春．雪》等。
争夺思想阵地
蒋介石也深知舆论的重要性，他在战后设立了行政院新闻局，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党营新闻宣传体系，又有相当专业的宣传人员。不仅如此，蒋介石亲自制定了新闻统编制政策，对《中央日报》的社论、新闻，甚至一个标题、补白都要详加思考。以正面宣传为主，配合政府政策或时局需要，以显示政府决策英明。
但国民党内派系林立，彼此争权夺利，就连《中央日报》南京总社对其他各省分社也并无管辖权。内部混乱让国民党新闻宣传力量大减，属下稍有失误便予以训斥或处分。因此，新闻没有时效性，「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成为国民党报人办报准则。
上海大学博士、学者孙士庆在学位论文《战后舆论与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研究》中指出，长此以往，国民党的新闻报导迟缓、失实，编排死板、保守，不能根据形势的变化灵活宣传，而且统编制让国民党报纸千篇一律，甚至在行文上保留文言，造成仅有知识分子能够顺利阅读，让广大读者心生厌恶，缺乏吸引力。
中共同样加强了党对宣传机构的领导，不过相对于蒋介石连细节都过问，中共的宣传只根据目前任务制定大的方向，也不干涉地方宣传，同时诸多中共高层，如张闻天、邓小平、陆定一等人直接领导宣传工作，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均为报刊撰稿，不仅提升了报刊的威信，还可以根据形势随时调整宣传方向，万一出现问题，事后进行批评，加强领导，不像国民政府仅蒋介石一人完全掌控报导。
经过延安整风，中共与国民党的文艺宣传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曾经和国民党一样热衷于排练外国话剧的文艺工作者走到了田间地头，与延安农民一起跳秧歌、唱革命戏曲、歌颂国共内战期间共军烈士如董存瑞等，发动民众支援战争。
不过两党宣传最为根本的差异，是新闻的真实性。
国民党的宣传中，对中共和军事方面的舆论报导多缺乏真实性，背离了新闻宣传的基本原则。国民党大量报导中共屠杀、将领内讧、生活糜烂、贪腐浪费的新闻，新闻局曾指示国民党各个报馆「搜集罪证」，「由本局编为新闻，供给各地报纸刊登」，以破坏中共在民众心中的形象。但曾在西北行辕新闻处主管新闻发布的张亚雄称这些消息「离奇怪诞，令人无可置信」。
1947年，随着国民党在政治、军事上的不断失败，其宣传重点转为信心的建树。但对党政高层来说，暴露政治腐败及军事失利的消息将动摇政权基础，党媒因此制造了许多国军捷报，最糟糕的全线溃退也能被报导为「转进」。孙士庆在论文中列举诸多例子，如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率部接受解放军改编，却被报导为「壮烈成仁」；1949年年初中共攻占天津，中央社却反称「匪每次猛攻，徒有死伤累累」。
至于中共将领更是屡屡被「击毙」、「投诚」。致使国民党宣传机构军事新闻信用暴跌，民营报纸引用率更低。中央社广州分社被称为「遭殃社」，为造谣的大本营。
相较于国民党媒体的浮夸、脱离事实，中共则是禁绝「一切不能确切说明事实的浮词滥调，例如千军万马、神兵天降等等」。
这种务实作风，以及各野战军组建新华社前线记者团，使其军事新闻的真实性得到了保证。国民党后方「搞新闻的不相信自己的新闻，他们往往向伤病、难民探听消息，甚至偷听中共的广播」，前方军队更是心照不宣地收听新华社广播以了解战况。
这种虚假报导涉及到各个方面，如1948年国府统辖区的经济已在崩溃边缘，国民党党媒却宣传币值改革的不凡成效。
安阳师范学院人文管理学院教授贺海鹏对此指出，这些与民众平日里的耳闻目睹相违背，非但不能扭转舆论，反被民众弃如敝屣，无法发挥政府冀望的安抚民心作用。
事实胜于宣传
蒋介石并非不知道国民党在宣传上的失败，他曾特别手谕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彭学沛，要求国民党的新闻机构深入研究中共的宣传战术，「于每星期检讨一次，详加分析，必求彻底了解然后再研究对策」，想重新获得人民的信任，「使人民相信国民党是个可能为人民谋福利的党」。
想法很美好实行起来却困难重重。北京大学教授杨人楩曾经指出「清明的政治，就是执政党之最好的宣传」。中共用自身纪律的严明以及贯彻土地改革的做法，建立了自身的威信，带给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切身的利益，使他们心甘情愿地支持共军作战。
因此，1948年，国民党中宣部仿照中共制造宣传歌曲广为传播，不过始终无效。
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高郁雅在所着《国民党的新闻宣传与战后中国政局变动》一书中指出，中共能在根据地做到彻底控制，使国府统辖区的新闻传媒难以进入，就算百密一疏，不满国民党施政的中共读者亦会对国民党报纸自行免疫。国民党的情况恰好相反，执政多年的包袱与缺乏威信，使其任何禁止中共报纸发展的行为，均被当时民众视为破坏新闻自由。
这样，中共得以在国府统辖区进行宣传，发动舆论支持民主党派与学生的反战运动。而国民党既然无法从根本缓解社会矛盾，只能继续虚假宣传，令民众愈发不信任宣传，形成恶性循环。
贺海鹏指出，无论是蒋介石也好，国民政府负责宣传的官员也好，他们始终没能意识到，宣传无法逆大众思潮而动。经济崩溃不会随着良好的文宣而自行得到解决。而国民政府选择镇压反内战运动，更是犯了大忌。
到了1948年，对国民政府绝望的民主党派与知识分子选择投奔中共后，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已经一落千丈，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的党都没有我们今天这样颓唐和腐败，这样的党早就该被消灭、被淘汰。」随着国共内战后期，国军兵败如山倒、共军节节胜利，中华民国政府被迫正式迁台后，蒋介石才真正痛定思痛，意识到唯有从土地改革等经济政策着手才能挽救民国政权。不过，他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大陆去实现他心中的三民主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