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论》拜登基础建设计划的格局与挑战
美国总统拜登，继1.9兆美元的「美国救助计划」（American Rescue Plan）后，又推出2.25兆美元的「美国就业计划」（American Jobs Plan）。虽然两者均属大手笔的支出，但前者仰赖举债纾困及振兴经济，属短期应变措施；后者则寄望提高公司税率，筹措长期建设财源，却引起大企业及在野党的反弹，往后发展令人关注。
观察大建设计划之内容，主要在于整修道路与桥梁、清理河道与港口、汰换全国供水系统管线、广建电动车充电站、提高宽频网路覆盖率、扶助半导体产业发展、扩大新型洁净能源，以及照顾老人及残障、兴办社会住宅、加强研发及人才培训与教育等。综言之，形成传统硬体建设、新型软体建设、社福与教育建设鼎足而立的局面。
美国将近一个世纪没有推动全面性的基础建设。拜登所提长达八年的建设计划，号称是美国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规模最大的公共投资计划，直可媲美1930年代罗斯福总统的新政（The New Deal），企图创造大量就业机会，提高国家竞争力，展现具划时代意义的企图心与格局。
基础建设事关国家发展甚钜，无论是软体或硬体建设，若是跟不上时代脚步，自然会拖累经济成长与产业升级。然而，「大有为」政府在推动大型计划时，绝对不能好高骛远、掉以轻心。由于基础建设投资多具公共财性质，民间往往缺乏投资意愿，却为民间生产之必要投入，与民间投资具互补关系，并透过产业关联带动民间投资，创造税源与扩大税基。计划推动在事前合乎成本效益分析准则下，短期产生振兴经济的乘数效果，有利于就业机会增加；长期能够带动民间生产，厚植国家生产力，增进全民福祉。
拜登基础建设计划之财源，主要诉诸调高公司所得税率，由现行的21％提高至28％，幅度并不算小。然若税率提高造成税后报酬率降低，对投资、生产、消费等，将具一定程度的影响，极可能削弱企业竞争力。其实，加税有其来自大企业及反对党的强大压力；若是加税不成，极可能造成债留子孙的后果，故需慎重行事。
就提高公司所得税率可能产生的效果言，若是公司资本无自由移动能力，资本家负担过重的税，就会打击投资意愿，进而影响整体产出与就业。若是资本具有完全的移动能力，则可能因规避税负而收不到税。若是课税对象属劳动密集产业，劳动又供给缺乏弹性，劳动者反而负担过多的税，会使所得分配不公现象雪上加霜。甚而因公司税率的提高，引导企业将资金移往海外，或是转入地下经济活动。若是政府课不到足够的税，必将影响政府建设财源，问题就显得相当严重。
由于美国单独提高公司税率，会引起跨国企业将利润移至租税天堂或低税率国家，以期规避纳税义务。因此，财政部长叶伦呼吁世界各国，共同课征全球最低企业税（例如税率为21％），避免全球性租税竞争，也能阻挡全球化企业之海外所得避税机制。此项建议赢得德、法等欧盟国家及国际货币基金（IMF）的支持，共同努力打击租税规避与逃漏，鼓励企业将工作机会移回国内，但也引起低税率国家的异议。
拜登八年的基础建设支出，本质上属于扩张性财政政策。拜登政府规划调高公司税率，以往后15年的税收来自偿，是否能够筹到足够的税收，还是事与愿违，让债务持续攀升，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为期避免落人有不守财政纪律的批评，摆脱举债融通之「大撒币」方式，故而拜登政府应推动更根本、更大格局的税制改革，例如除了为因应下一个重要经济政策，即「美国家庭计划」（American Families Plan）之社福支出所需，拟调高个人所得税率及资本利得税率至39.6％，推动所得税制改革、强化租税正义外，适时开征能源税及加值型营业税等，方足以能配合庞大的基础建设及社会福利经费需求，在收支规模上方具有对称性，改善财政体质才更务实。
其实，拜登若要像罗斯福一样，因推动大计划而名留青史，很重要的关键，就是配合未来长远发展建立新制度、新机构。例如罗斯福推动「新政」，成立证券交易委员会、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社会安全保障基金、美国住宅局、田纳西河谷管理局等，影响后世深远。拜登计划成立「国家半导体科技中心」，虽有其制度创新之处，然在建立更全面的制度与机构创新、引导国家长远发展的努力上，值得更深的期待。
「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台湾近年来缺水、缺电、缺地、缺工、缺人才之「五缺」问题，不但持续存在，且日趋严重。政府应该展现魄力，切中时弊的推动具远见、格局、实惠的计划，尤其是合乎经济及社会效益的软硬体建设，并展开税制改革筹措稳定财源，而非仰赖编列特别预算举债经营，更非一味讨好选民、谋取政治利益的大撒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