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厂工人的诉讼困境
一群遭关厂劳工为抗议劳委会的逼债，于农历年前，以卧轨方式表达诉求，但劳委会仍不改初衷，将持续对劳工为求偿。惟即便不论十六年前的给付是借贷，还是代位求偿，但在面对国家强力的诉讼请求，这群劳工不仅将陷入诉讼困境，且求偿的最终结果，恐也无实质意义。
因当初遭关厂的工人众多，再加上连带保证人及因有人死亡所造成的债务继承等因素，致使劳委会求偿的对象竟超过二千人。而由于劳工散布于台湾各地，且劳委会也未将这些人当成是具有共同利益的被告，致基于《民事诉讼法》第1条第1项的「以原就被」原则，聘用八十多位律师在全国十几个法院起诉。则原本可基于共同利益并在同一法院被诉，且依据《民事诉讼法》第41条第1项，可选定一人或数人为代表致使其他人退出诉讼，而为资源共享与相互协助，并因此省下高昂律师费用的苦命劳工，却因劳委会的割裂诉讼，致须各自努力且造成力量分散的现象。
更糟的是，面对原告方丰沛的诉讼资源，被告方若无律师协助，肯定处于挨打的局面，但以目前这群劳工的处境，实只能向法律扶助基金会寻求协助。只是根据《法律扶助法》第13及14条，申请扶助须为无资力或在一定的财力以下的低收入户，则这些工人是否都能符合此资格，显大有问题。而就算符合此资格，但法扶基金会有部分资金来自于司法院与政府机关，则在申请扶助者所面对者是劳委会下，即难避免是否能通过审核的现实困境。
而劳委会为应付如此多的诉讼，也在去年及今年，皆编列超过二千万的预算，以来支付律师与诉讼费用。虽然此庞大的财力付出，若最终胜诉确定，不仅可追回这笔被认为是借贷的金钱，且相关的诉讼费用也将由被告，即这群劳工负担，国家并无损失。也因此，劳委会的如此大费周章，似在看紧人民荷包，何错之有？
惟如此看似合理的作法，实则大有问题。由于求偿者众，此类诉讼必然耗时与耗力，而不可能在一年半载确定，若诉讼延宕，则国家是否得每年编列预算为支付？又我国民事诉讼并不采律师强制，因此，律师费用并不能算入诉讼费用中。这也代表，即便劳委会最终取得胜诉判决，则占此笔预算最大比例的律师费，是无法由被告，而须是由劳委会，也就是人民来买单。
而若想想这群老迈的劳工，为何要以卧轨方式为抗议，就可知晓，其根本不可能具有资产或资力为清偿。所以，即便在数年后胜诉判决确定，也无法对之为强制执行，致仅具有宣示意义。也因此，这样的过程，不仅使备受摧残的关厂劳工，得继续为长期诉讼所苦，且最终所有的诉讼付出及因此所造成的社会成本，也肯定由全民来负担。
●作者吴景钦，博，真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参与，投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