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平台－开征新税为何多在战时？

远至古希腊时代，雅典为城邦国家，仰赖海上贸易发展，商人致富则以自愿性捐输方式，赞助各项公共建设与服务，借以提高社会地位。然而西元前431～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展开长期间争战。雅典人也因后来迫于战费需要，以强制性方式对财富课征战争税。

提及当前各国普遍采行的所得税，是个与战争具密切关系的税制。

该税创始于英国首相威廉˙皮特（William Pitt）为筹措对拿破仑战争所需，在1799年首度开征的新税，属于对有钱人课征的富人税，为一种临时税；1802年战事平息而后取消。然在1842年罗伯特˙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执政，因财政困难又恢复课征，并且改为经常税。美国在1862年南北战争时，一度开征所得税，后因涉及违宪而取消；至一次世界大战前（1913年），再度建立所得税制。日本在明治维新时（1887年），亦因财政需要开征所得税。中国在清末及民初也曾研拟，直至对日抗战前夕（1936年），国民政府才正式实施（分类）所得税制。

不只是所得税的开征与战争财源有关；依据《千年房市》一书中的报导，中国古代许多税的开征，均与战争经费筹措具密切关系。例如房屋税，开创于唐德宗时，与安史之乱后为用兵削弱藩镇势力有关，当时叫「间架税」，是按房屋的等级及间数计征；后因迫于舆论压力而废除。五代十国的晋少祖、周世宗，后来南宋朝之高宗，乃至于元、明、清各朝，均当国库空虚、筹措军饷时刻，开征类似的税；或许不叫间架税，而是叫房税、屋税或产钱。民国时期叫房捐、房屋税。

其实，英国亦有类似的税，为对欧陆发动「九年战争」，于1696年开征著名的「窗户税」，按房屋的窗户个数课税；原本为临时性租税，却直至1851年才废止。

而与房屋等不动产买卖有关的是契税。据《千年房市》所述，东晋为了对抗北方胡人，需款孔急，故而对不动产（及大项动产）课税，称之为「散估」，为后世契税的前身，税率4％。尔后各朝多有契税，其税率在隋、唐朝约5％，宋朝约4％，元、明、清朝约3％。台湾现行税制中也有契税，例如不动产的买卖及赠与，其税率为契价之6％。

除了所得税、房产税的创制与战争有关外，中国近代史上曾困扰多时的厘金（又称厘捐、厘税）制度，创设于清咸丰3年（1853年），是各地方政府对太平天国作战，为筹措军饷而开创的流通税或消费税；最初税率是1厘（即1％），属临时税性质。而后的发展，则是税率不断提高，各级政府都相当依赖此税。由于层层设卡（即厘卡）课税，阻碍货物流通，故取消之议不断。然而直至民国20年（1931年），在「裁厘改税」 政策下，透过中央开征统税（即货物税），及地方开征营业税，终于将厘金制度废除。

此外，盐铁专卖筹措战费可追溯至中国春秋时代，为名相管仲治齐所创；汉武帝为了征伐匈奴，更是发扬光大；为从古至今独占式国营事业开创先河。虽无税收之名，然其价格中不但包括独占利益，也包括货物税或特产税的性质在内。

战时财源除了加强课税外，另一种筹措财源的方式就是举债。中国对日抗战期间，以及在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国、日本等国，都发行战争债券来筹措军费；人民多基于爱国心理而购买。公债其实是「未来的租税」，政府一时无法征得足够的租税，就向人民商借资金，以后代子孙的缴税来偿还。回顾中日甲午战前，日本发行巨额的债券筹集军费；战后日本向战败的中国天价索赔，中国因此变得更穷。中、日两国几乎是同时「自强」与「维新」，后来国运发展却大不相同。

在加税、举债之外，大量增发通货又是另一种战时财源融通方式。中国在对日抗战及国共内战时期，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率，绝大多数的年度不到20％；为了战争军费需要，国民政府大量发行通货融通支出，使得物价持续大幅上升，人民缴了庞大的「通货膨胀税」，社会、经济及人心动荡不安，也连带肇致军事上节节失利。其实，在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德、奥等国大量印钞融通战费，引发超级通货膨胀就是显例；凯因斯（J.M. Keynes）更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中指出，政府大量印钞票支应战争费用，造成货币体系崩解，等同于对革命发出邀请函。在此回顾历史经验，足以令人深切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