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镐佑／【性侵犯强制治疗释宪】人身自由与社会不安孰轻孰重
▲性侵害犯的强制治疗是否有违宪风险，宪法法庭订于11月3日早上展开言词辩论。（图／视觉中国）
历经了彭婉如命案、华冈之狼、台南启聪事件、白玫瑰事件、李宗瑞案、林奕含案等性犯罪，台湾社会对于性犯罪者的厌恶，不言自明。整个社会在经历过这些性暴力事件后，显得越发愤恨，而这些愤恨掺杂着对于司法的不信任、性别的不平等、社会权利结构的压迫，以及对性侵犯的恐惧与疑虑。
在这样的社会气氛下，一个对于性侵犯权益的释宪申请案进到了宪法法庭，并且将在11月3日展开言词辩论。
用诊疗预防性侵犯再犯
在1994年以前，当时法律对于性侵害犯并没有「治疗」的观念，法律规定上，性侵害犯跟一般犯罪没有不同，一样的假释规定、一样的服刑规定、一样的服刑后处遇。但是在历经几次重大的性犯罪前科犯的性暴力案件后，因应假释要件的修法，同时新增了强制诊疗规定。当时关于妨害性自主的犯罪还规范在「妨害风化」里，但是已经纳入诊疗的概念，要求性侵犯没有经过强制治疗不可以假释，建立狱中强制治疗的法源。这样的立法，一方面是肯认性罪犯的强制治疗有所帮助、一方面则安抚担心再犯者的民众。
相关规范辗转至今，涉及性犯罪的被告在被判刑入狱后，会评估是需要进行辅导教育或是身心治疗，其范围包括认知教育、行为矫治、心理治疗、精神治疗等内容，这就是所谓的「刑中强制治疗」。而在出狱前夕若经鉴定、评估，认为有再犯的危险，而有施以强制治疗的必要时，监狱应该在刑期届满前四个月，将收容人应接受强制治疗的鉴定、评估报告等相关资料，送请检察官，检察官最慢在收容人刑期届满前两个月，就必须向法院声请加害人出监后强制治疗的宣告。
当法官参酌收容人强制治疗评估小组会议的结论，如果评估小组认为有高再犯危险，认为其身心治疗评估结果为不通过，法官泰半会做出要求服完刑的性侵加害人，必须进入相当处所施以强制治疗，至其再犯危险显著降低为止。强制治疗的执行期间，应每年鉴定、评估有无停止治疗的必要，而目前有施以强制治疗的唯一处所，就是位于台中监狱附设的培德医院，这也就是一般所称的「刑后强制治疗」，也就是在服刑完毕后，还是必须以拘束人身自由的方式，进行治疗。
而对于没有判刑入狱（包括如：涉及较轻的性犯罪、因与被害人达成和解，而被判处缓刑之情况）或者是已经服刑完毕者、经过法院裁定停止强制治疗者，则会进入「社区处遇」。性侵犯在保护管束期间，观护人可以进行约谈、访视。必要时可以请警察机关定期或不定期查访、有施用毒品嫌疑可以要求验尿。或是帮受处遇人居无定所、有于特定时间犯罪的习性、有固定犯罪模式，观护人也可以在经过检察官同意后，要求居住在特定居所，在监控时段内，未经许可不得外出，或是禁止接近特定场所或对象、实施电子监控。
对于实施社区处遇的加害者，并非不能再施以强制治疗。在接受身心治疗或辅导教育后，如果经鉴定、评估其自我控制再犯预防仍无成效，地检署、相关机关还是可以检具相关评估报告声请法院裁定，要求加害人进入医疗机构或其他指定处所，施以强制治疗。
做错事要不要罚？当然要！对于被告施以刑罚，主要就是针对被告以前做了错事的处罚与制裁，但是不是什么犯罪行为都关一关就有用。考量犯罪人再犯的可能性，以及犯罪行为的社会危险性，法律规定除了被关一关以外，当事人还要额外面临一些处分。
像是对于毒品施用者的观察勒戒、强制戒治；对于精神疾病犯罪者的监护处分；对于诈欺、贩毒等犯罪集团的强制工作，这些就是所谓的「保安处分」。但是保安处分的根据并不是像刑罚一样，是根据过去已经发生的犯罪事实，而是对于未来的评估，为了防止国家滥权及人权保障，多设有期限的上限，像是观察勒戒不可以超过两个月，强制治疗不可以超过一年，监护处分不可以超过五年，强制工作期间则是三年。
目前规定的违宪风险
回到性侵害加害者的强制治疗规定，按照目前《刑法》第 91条之1第2项、《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条之1第3项，条文里关于处分期间的规定是「至其再犯危险显著降低为止」，虽然在处分期间执行期间应每年鉴定、评估有无停止治疗的必要，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处分的期间并没有「上限」，只要没治好就必须继续强制治疗。这样的规定固然让人民有安全感，但这样不涉期间的拘束人身自由的行为，不仅是整个《刑法》规范中所独有，也引来违反比例原则的疑虑。
除此之外，这个没有设定最多治疗多久的规定里面，治疗的终点就在于每年的「治疗结果评估」。如果评估结果是「再犯危险显著降低」，那可以离开台中监狱附设的培德医院，反之则继续治疗。然而到底什么是《刑法》第91条之1第1项规定「有再犯之危险」、第2项规定中「再犯危险显著降低」，这两个词语的意义为何？评断的标准又为何？是否每间鉴定机构均可做成再犯危险评估，且鉴定医院鉴定结论相当明确，足供司法机关在个案中审酌？一个个问号的答案，都势必影响到大法官审酌相关条文是否满足法律明确性的要求，进而影响相关条文是否违宪。
另外，按照目前的法律，接受强制治疗者，身分上已经不是刑事程序的被告，也服完刑期，刑事程序上没有一个明确的身分，所以即便这个性侵的加害者是「因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无法为完全之陈述者」，事实上应该可以委任律师，或者没钱请律师可透过法院指定辩护人协助的人，在这个程序中法院却没有为这指定辩护人协助的必要。甚至没有规定每年鉴定、评估结果，如加害人未达「再犯危险显著降低」者，应经法院审查，给予当事人或其委任的代理人有到庭陈述意见的机会。这些诸多程序的欠缺，都使得相关规范有违反宪法正当法律程序的可能。
最后，原则上，如果在法律规定的当下没有处罚的规定，即便尔后法律订定后，也不可以追溯过往的犯罪行为，也就是我们不能拿清朝的剑砍明朝的官。然而按照《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条之1第1项、第2项及同法施行细则第12条之1，对加害人施以强制治疗的规定，溯及适用于民国95年7月1日《刑法》第91条之1公布施行前的性侵害犯罪者，即便你15年前实施了妨害性自主，关出来后好几年都在强制治疗，这样的规定也可能违反信赖保护原则及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
合宪或违宪看大法官怎么说
我们当然可以去恨加害者，可以不原谅加害者，但这些恨与不原谅并不等同于我们可以把人关到老。为了迎合民众零再犯率的追求及巩固人民的安全感，性侵害加害者的保安处分，相较于其他犯罪更严格的假释标准，更窄的复归社会空间。
按照目前的规定，即便性侵害者服刑完毕后，纵然未再犯，但只要经过鉴定、评估认为有再犯可能，即有可能在并未有新犯行的情况下，仍得被迫接受强制治疗处分。台湾司法里的性侵害再犯预防系统，在这个时刻被视为如电影《关键报告》中的「先知」，使得相关规定如果单纯从法律角度确实可能有违宪之虞；然若单纯宣告违宪的结果出炉，相关受强制治疗者全部回到社会，也可能造成社会上的不安。
在历经长年立法怠惰的国会，近年大法官随着释字的更迭，屡屡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在解释上，不仅单纯宣告法规合宪或违宪，也开始在解释文中给予立法者期限、方向的解释。本释宪案的结果，直接影响目前受强制治疗者的人身自由，副作用恐影响人民社会安全、治安、司法信赖。透过本案，期许我国宪法法院扮演一个积极立法者，以巧妙的方式解决此烫手山芋，让人权跟安全都可以找到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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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镐佑，律师、法律白话文运动编辑。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