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钦／【性侵犯强制治疗释宪】怎么改才合宪
▲针对性侵犯的刑后强制治疗是否违宪，11月3日开启宪法法庭言词辩论，预计明年1月做出宣告。（图／记者屠惠刚摄）
对于性侵害犯的刑后强制治疗，于2006年7月1日生效后，一向有违宪之疑虑（参考笔者着，刑后强制治疗的违宪争议），而在11月3日，也开启宪法法庭为之辩论，预计明年1月做出宣告。到底刑后强制治疗要怎么改，才能消除违宪之疑呢？
根据《刑法》第91条之1第1项第1款，性侵害犯于刑罚执行后，若经评估有再犯危险，就由检察官向法院声请裁定为刑后的强制治疗。但关于再犯危险，到底怎么评估，实抵触明确性原则，又无论再犯危险高低，一律采取相同的处遇，也有违相当性原则。而根据同条第2项，刑后强制治疗必须到再犯危险明显降低为止，除了有同样不明确之问题外，更无最长期间的限制，就更违反绝对不定期刑禁止的原则。
也因此，若要保留此保安处分制度，势必得有最长期间的规定，只是到底要三年、五年，还是十年，就必然会有争议。至于如何明确再犯危险，困难度也不低，但至少必须将再犯危险分高低，而有不同的处遇，只有高危险群才有强制治疗之必要，若属低危险群，则交由社区矫治体系即可。至于考量危险高低，势必也得考量罪的轻重与所犯次数，这到底是由立法者明文，抑或委由司法者裁量，也是很大的挑战。
故在法律明确性的要求很难达成下，就只能借由正当程序来保障。而目前对于刑后强制治疗，是由监狱委请医疗机构评估，再送请检察官声请，并由法院为裁定。在此过程中，都是书面审理，相对人完全没有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尤其是强制治疗，虽然必须每年评估，但是否停止治疗的声请权，仍在检察官，若其不声请，就有可能陷入长期性的人身自由拘束。
因此对于决定强制治疗的程序，必须于法制上，由现行的书面审改成一般的法庭审理程序，即必须由两造为言词辩论，且被声请方也有委请律师，甚至鉴定人的权利。甚且，此等程序也应通知被害人或其家属，以能出庭陈述意见。而同样地，也应赋予性侵害者于停止强制治疗的声请权，其程序也应与法庭审理相当。惟有如此，才能符合《宪法》的要求。
更重要的是，对于刑后强制治疗的处所，不能只是在监狱内区隔一个专区，而必须有专门处所。故就算立法者已将法律明确化，程序正当性也加强，但若实际执行的状况不变，仍是挂着强制治疗处所之名，其处遇却与监狱无异，实仍无法解消违宪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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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钦，真理大学法律系所副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法税改革联盟发起人及超征还财于民公投提案领衔人。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