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钦／歧视或保护 对精神疾患的强制鉴定与住院合宪吗
▲为保障精神疾患的人权，未来是否需要强制鉴定与住院，得由法院决定，且整个过程须采听审程序，并保障精障者有委请律师在场的辩护权。（图／达志示意图）
这几年，只要有凶残的杀人事件发生，总会将精神疾病与行凶者产生连结，也就会出现尽早找出病征，并能对之进行医疗的舆论想法。而这种思维是否是对精神障碍者的一种歧视，不得而知，但现行《精神卫生法》对于重大精神疾病者的强制鉴定与住院制度，就隐藏了如此的想法，因此得接受合宪性与否的检验。
依据现行《精神卫生法》第19条第1项，经精神医师诊断为严重精神疾病者，不仅须通报主管机关，更须由其家属一人担任保护人，以为相关紧急处置与照应，而成为最重要的预防机制。只是根据此法第3条第4款，关于严重病人的定义，竟规定为「须呈现出与现实脱节之怪异思想及奇特行为，致不能处理自己事务者」，但于现今多元社会，如何能清楚判断所谓怪异或奇想，不仅有违法律明确性原则，更与医学专业严重脱节。
更大的问题，还来自于强制住院的宪法疑义。因关于严重病人的对待，基本上以居家的社区治疗为原则，但依据《精神卫生法》第41条第1项，若有危害自己或他人之虞时，经医师诊断须住院者，保护人即有协助送至专门医疗处所为矫治的义务。若病者拒绝，依据同条第2项，主管机关不仅得为紧急处置，更有送请2位以上医师为强制鉴定的义务。一旦鉴定有住院的必要，即应报请中央审查会为审理，并依据同法第42条第2项的规定，为最长60日并可为延长的强制住院处分。
目前最受争议的强制鉴定与住院，虽已有法律明文，也有一定判断程序，却仍是由行政机关决定，是否有违人身自由须由法院决定的宪法原则，备受争议。在2011年大法官所做出释字第690号解释里，针对患有传染病者，行政主管机关基于人民生命、身体安全考量，而对其所为的强制隔离措施，因目的乃在保护而非处罚相对人，自不能与刑事处分相提并论，再加以现实的急迫性，因此认为无庸适用宪法第8条的法官保留原则，致无违宪之虞。
依此而论，现行强制鉴定与住院的规定，在形式上虽符合大法官会议解释的意旨，惟如此关乎病者重大权利的事务，不管是在决定过程，还是事后的法院救济，皆未采取听审程序，不仅无法让当事人或其保护人为一定的意见表达，鉴定者亦不受询问或诘问致无受检验的可能，而在实质上违反宪法正当程序的保障。
更值得关注的是，2014年，立法院通过《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施行法》，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也正式成为我国法。而依据此公约第14条第1项第2款明文规定，任何身心障碍者不能被以身心障碍为剥夺自由之理由。依此而论，现行强制鉴定与住院的机制，就可能违反此公约之精神。也因此，于未来修法，除必须全面检视《精神卫生法》外，对于强制鉴定与住院，恐就完全得由法院来决定，不应再停留于行政机关。同时，整个过程也必须采取听审程序，并保障身心障碍者委请律师在场的辩护权。惟有如此的检讨与补正，才能使《精神卫生法》成为保障，而非限制身心障碍者自由的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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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钦，真理大学法律系专任副教授、马偕医学院兼任副教授、台湾永社理事、台湾陪审团协会理事，着有：《法官应该我来当》、《国民参与刑事审判制度》。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88论坛欢迎更多声音与讨论，来稿请寄editor88@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