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裂解 经贸失速 台湾影响

缘起

云汉新着「全球化的裂解与再融合」的导言指出:当前的全球政治经济态势,正处于新旧秩序交替之际。旧的观念、规范与体制,正出现运作失灵与不胜负荷的疲乏凋零迹象;新的思维、秩序与模式正处于激荡、探索与酝酿阶段,尚未破茧而出。

面对世界变动快速及不确定的动荡时刻,就国际情境、政经研判、探究未来。基金会特邀请许嘉栋教授陈添枝教授、朱云汉教授三位大师,也都是基金会长年的资深董事,无论称之去全球化、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大国对峙、区域重组下,台湾该如何因应今日的态势。上、下两篇报导整理皆刊出于报章及网路。上篇探讨「全球裂解、经贸失速、台湾影响」;下篇探讨「逆全球化、大国对峙、台湾角色定位」。

余纪忠文教基金会,为前中国时报余纪忠董事长所创办的基金会,一本创办人秉持的媒体精神,持续关心国家政策及民众生计。数十年来追踪、正视两主题,一是「公与义」:面对国人公共议题与生活品质追求平衡正义;另一是「水水台湾」:关心自然环境与国土计划保育先于发展,力求精进生活,学习承担利他,崇扬人文价值

感谢来宾踊跃参与,与我们一起关心国家未来发展及台湾当前处境。

余纪忠文教基金会

讲者与贵宾合影:左起陈添枝、余范英、朱云汉、张忠谋、郑崇华、许嘉栋

全球裂解 政经局面变动

朱云汉(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

全球化的裂解与失速

处于特殊历史节点上,旧有秩序面临压缩、被迫打破既有常规。新冠病毒冲击全球,好像上帝对人类社会按下暂停键,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全球化的裂解与再融合脉络下,对人类社会未来的冲击。

写「全球化的裂解与再融合」这本书,在元月22日出版,隔日(23日)武汉爆发新冠疫情,COVID-19(新冠病毒)的突发其然出乎想像,是挑战人类的震憾。然溯古鉴今,过去大瘟疫很少会有改变历史方向、轨道,通常是在既有脉络下,产生趋势的加速、延迟或修正。

全球化从2008到2009年degalbalization(逆全球化)的迹象就已经开始浮现问题,2019年The Economist(经济学人)封面以Slowbalization(全球失速)为标题,意指过去卅五年的全球化发展,已进入历史反转,从前是以快速全球化的脚步前进,现已演变为Slowbalization,全球开始缓步、失速、失去动能。有学者大胆预言:新冠病毒是压垮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我认为仍是夸张的判断。环顾发展态势,确实要正视后新冠病毒的世界,全球经济将出现更严重的裂解,或引爆力强。但在有限的条件下,似乎仍可期待各国再融合的机制或动力涌现,取得新的平衡。

端看贸易占全球GDP比重推估全球化动能分析,全球化于2010年后,失去过往动能,类似现象也发生在一战到二战结束期间(1914到1945),一战前也曾有一波全球化退潮。二战后,世界秩序重建,经历两阶段,分为前35年、后35年,计70年的全球化发展,后35年中,金融国际化与生产全球化,人流、物流与金流都爆发前所未见的规模,全球化发展急速增长。无论从金融面或贸易面看全球化的动能,现今都已呈现失速状态。

Trade openness index, 1870-2017

中美间的修斯底德陷阱

新冠病毒之前,全球化就已面临四项挑战,分别为全球化的社会基础动摇、国际领导真空危机、中美之间的修斯底德陷阱及全球治理机制落后。如果我们探究其深层原因,除了国际面,更以美国或先进国家国内政治与社会环境的变化。

全球化是自由贸易、经济体系开放、多边体系与规则所支撑,现已开始动摇,战后多数欧美先进国家,都接受对外开放,融入全球化的自由贸易市场,扶植国家经济的共识非常牢固。如今共识开始动摇、瓦解。进一步衍生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排外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等。裂解问题不只发生在小型国家,更出现在全球自由经济心脏地位的美国,其震憾与连动程度出乎意料。

美国作为战后国际秩序主要领导者与建立国度,现任总统川普却走向激进单边主义、抛弃美国过去承诺与责任,产生国际领导真空危机,自由国际经济秩序摇摇欲坠,陷入「金德伯格陷阱」。1929到1930年世界经济曾出现同样问题,全球经济立即陷入极度萧条。

美中两国争霸陷入所谓的「修斯底德陷阱」,美国警觉中国崛起,欲防止被取而代之。中国巨大经济体以极短时间融入全球经济体,历史前所未见。中国2001年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16年内成为全世界最大贸易国与制造业平台,世界尚在消化此现象,产生多样的结构性冲突问题。两强争霸下,军事对抗风险上升、出现经济冷战;全球两大经济体开始碰撞、剥离,全球经济体系避免不了裂解、震荡与重组。

全球治理机制 严重失能落后

较少被广泛讨论的问题为全球治理机制远远落后经济全球化;在人类社会高度紧密依存、已是命运共同体,无法独善其身、自扫门前雪、自给自足。要维持全球为一个整合状态,除经济配合,更需要国家间深度合作,制定各种规范,其间涉及很多国际公共财提供与全球治理面问题。但现在市场及跨国企业走在前面,全球作为一个社会体系,当全球治理严重失能落后于经济全球化,已无力有效的应对新兴全球议题:全球暖化、传染疾病、金融危机。这些问题都是经济全球化下的隐忧,存在着潜在破坏力量,对世界经济与人类永续发展构成深层影响。

不可能的「三角理论」挑战新自由主义

回溯「逆全球化政治浪潮」根源,是一种物极必反、社会反扑的道理。过去35年全球化快速发展,很多国家社会与政治体系,无法消化全球化与科技变迁带来的社会结构性改变、产业重组、贫富不均、就业问题等风险。而这些风险都必须由中产阶级与劳工承担。指导经济政策的新自由主义所催生的「超级全球化」,使全球解除货物、资讯、经济流通的障碍,生产更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并带来经济增长与巨大财富,同时也伤害或摧毁战后(1945到1986)各国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如Facebook、Amazon发展的经济力道是空前巨大,不只影响国内经济也牵动全球经济发展;巨型国际企业的市场垄断力量是强大的。若在60年代美国antitrust(反托拉斯)制裁早就出手。然而时空背景不同、主政者思维差异,并无禁制任凭壮大,因而累积社会冲突与矛盾问题,社会无法因应全球化带来的问题,终就累积成为引爆点。

后35年的「超级全球化」超越历史上所有时期,全球化的速度、全球化力量的渗透、生产供应链的精细分工、资讯全球化都是前所未见。推动「超级全球化」的三座引擎:全球范围的新自由主义革命、通讯与资讯科技突飞猛进、及中国快速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仍在前进中。

世界不再由市场力量主导,实则社会及政治影响力更不容漠视。著名国际经济发展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曾提及不可能「三角理论」,即一个国家只能在「全球化」、「民主政治」和「国家主权」间作选择,然今日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全球化,跟民主国家、民族国家或主权国家间,互为矛盾并非相辅相成,而是有tansion(张力),现tansion已爆裂。自由经济主导全球化,忽略社会与政治因素,全球化与民主政治相悖,许多国家必然丧失经济主权,其有碍的低关税、低管制,财政基础也逐渐薄弱;民主体制自主的社会基础也将动摇,因为全球化的风险与利益分配严重不均,贫富差距急遽扩大,而民选政府也无能为力。

贫富差距 政治震荡 民粹型政治素人窜出

全球化发展确实导致风险提高与分配不均,许多国家也完全不能负担与承受所带来的社会反扑。弱势群体、边缘化群体选出的民粹型政治素人,也将带来前所未有的政治震荡。推行新自由主义革命愈彻底的欧美发达国家,中产阶级与劳工面临薪资停滞或跌落贫困的问题就愈严重。2012年后已特别明显,逆全球化政治风暴席卷而来,西方各国主流政治人物纷纷倒台,唯一幸存的德国总理梅克尔也摇摇欲坠。

美国百年来贫富差距严重,2012年美国10%富裕层,囊括50%以上的可分配所得(薪资所得、财富所得),所得分配两极化严重导致经济危机,超过1929年经济大恐慌前。其总体需求不足、热钱太多,炒作资产导致资产泡沫化的现象大致一样。

川普上任 美逐渐丧失世界领导地位

逆全球化风潮下,川普就任更采取极端手段,扬言将制造业移回美国创造工作机会,更与过去美国政策反向而行。宣布退出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科文教组织、国际移民协定、人权理事会、WHO(世界卫生组织);并冻结伊朗核子协议、中止中程导弹协议。川普上任后,从多边体制的创造者、领导者与维护者,转变为多边体制破坏者,美国并且抛弃国际公共财主要提供者的角色,甚至阻挡其他国家提供补充性或替代性的国际公共财。过去几年,川普在贸易战中不顾WTO规则,与欧洲、中国展开贸易战,并杯葛世贸组织,使仲裁机制陷入瘫痪,秘书长阿泽维多在任期届满前,于五月中旬提出辞职。

川普更抗拒IMF改革,推翻既定国际承诺、多边体制与外交政策框架;所有国际领导责任、政治信用、价值理念原则皆可抛弃。将一切筹码用尽,以「美国安全与经济利益至上」为信念。但在这场COVID-19百年难见的瘟疫中,美国应有效控制并带领全球合作抗议,却都没有发生;美国面临战后70年以来第一次在一场全球危机中,没有人寻求美国扮演领导的角色。

全球化创造的经济成长已不复见

后35年的超级全球化,为特殊时期的特殊现象,不可能一直维持不变。全球经济成长与贸易量统计,每年上升6到7%的荣景,如今已不复见。当然逆全球化也不可能会发生,全世界国家要自给自足已不可能存在。其次,全球化仍存在动能,惟路径和游戏规则可能也会需要改变,西方国家面临不再以欧美为首的重建,其动能将会来自于非西方国家或新兴市场。再者,未来支持自由经济开放的社会共识也将遭遇挑战。而中国于自由经济全球化规则、新兴科技规格与产业标准的影响力,没有因COVID-19疫情影响而变动,甚至加速。纵使美国放弃承担二战过后世界领导者角色,其余各国并没有跟进退出世界组织,世界秩序仍将继续撑起多边体系。

美总统大选 影响未来世界政经格局

11月美总统大选,不仅对美国、全世界的政治、经济未来格局,绝对是关键因素,也是美国未来政治取向的指标。美国选民结构已出现分水岭,一为「新千禧世代将取代战后婴儿潮世代」,千禧世代碰上2008年金融海啸,面对经济体制与就业市场的冷酷无情,刚出校园就背负15至25万学贷,仍是今日美国中产阶级的深层压力;二为「2400万Z世代选民」,Z世代刚出校园,就遇上COVID-19冲击其烙印一生难忘,影响政治态度深远。这两个新世代选民占美选民37%,投票率将提高,且新世代选民多数倾向支持民主党

目前,美国大选可能性预估,现已有非常明显转折,数值呈现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Biden)胜选机率已达60%,甚至民主党拿下参议院(Senate)机率高达59%,这是原来想像不到的。总而言之,我认为COVID-19所带来的经济冲击,欧美逆全球化操弄所致的各种破坏力量,如黎明前夕,COVID-19之后,全世界会有新的开始。

单边主义下的全球贸易

陈添枝(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前国发会主委 陈添枝)

全球化下贸易发展的质变

从贸易角度观察全球化的衰退。以WTO(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针对2000到2022年全球商品贸易量数据指出,全球贸易总值从2000年开始一路成长,直到2008年因金融海啸跌落;2010年后虽恢复成长,但速度与斜率明显下降。现全球遭遇百年一见的COVID-19疫情,全球贸易量再次跌落,可以预估未来成长速度与斜率会再一次趋于平缓。

全球贸易于1970年后快速成长,贸易成长率高于GDP(国内生产总值),1988年起,全球贸易大约是以GDP成长速度的两倍前进,1990到2018年的年平均成长率为8.8%;到2008年以后,全球贸易成长明显降速,剩下大约3%,与GDP几乎等速成长。

全球贸易发展在2008年开始产生质变,一般认为是因中国和全球分工走到终点, 中国若不愿意进一步开放市场,全球贸易将难以继续扩张。中国加入全球分工的模式与其他亚洲国家相同,以垂直分工为主,带动中间财国际贸易大量成长,一跃成为世界工厂。然而,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并未成为世界的市场而进一步带动全球贸易成长。中国对外贸易占GDP比率在2006年达到高峰64.5%之后开始下降,到2018年仅剩38.3%,原因是在中国生产比进口最终财还要划算,同时,中国也有意识地降低对世界的依赖程度,系统性地进行中间财的进口替代。

反全球化单(双)边主义政策相继起

除中国和全球分工走到终点外,欧美国家企业从1970年进行的海外加工模式,造成严重所得分配后果,甚而导致反全球化浪潮,单(双)边主义是这种反全球化的政策反应之一。2016年APEC(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欧巴马曾说:如果我们无法处理全球化下的输家,就无法继续往前走。这句话也凸显了全球化引发的社会与政治议题。

美国的双边主义事实上并非由川普开始,欧巴马2008年所发动的TPP (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谈判就是双边主义的体现。双边主义源自于对多边体制的失望,WTO的杜哈回合谈判自2001年至今毫无成果。过去,贸易谈判几乎都是美国主导,用筹码换取其他国家让步,出的东西多、换的东西少;如今,关税极低的美欧已经用尽筹码,但新兴国家如中国、印度,仍不愿意大幅开放市场,难以达成多边协议,美国转而走向仍有空间的双边主义。

川普是极端的双边主义。他首先撤除原本WTO的承诺,作为谈判派的筹码,并拿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KORUSFTA(韩国自由贸易协定)做实验,都获得巨大成功。针对中国的301条款也是同样的手法,此条款可视为是一种单边手段,在WTO成立后,已不再使用。从谈判観点看,策略高明,川普的做法凸显美国对WTO的承诺有重大价值,但放在168个国家的谈判场域里,是低价销售,为集体交易做承诺,是很不划算的买卖。

从多边承诺、双边主义到复边协议的未来

美国也不会低估多边体系的影响。若未来民主党重返执政,也没有新的手段重启WTO谈判,最可能重返TPP,持续双边主义路线。TPP后可能和英国、欧盟谈判FTA,利用双边协议让美国贸易持续扩张,同时保护美国的农业产品,也可以完成部分法规调和。美国将不会回到无限制的多边主义,只与理念相同的国家合作。美国重返TPP后,CPTPP (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才可能有第二轮入会谈判,之后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才会完成谈判。至此,双边主义大格局将底定,美好的多边主义无法回归。英国可能加入TPP;欧盟则可能呈现在TPP与RCEP间,维持对等关系。

假设双边主义格局大致底定同时,预计美国不但不会退出WTO。仍会借由利用WTO,美国将得以绑住小国对贸易的承诺,自己则可偶尔跳脱规范、滥用规则而得到容忍;同时,WTO对于小国而言,仍有无法取代的重要地位。WTO仍是太庞大、太老的组织,会员数太多,现会员有168个国家,如何进行谈判将成问题。以前WTO为共识决,需各国透过,美国主导同意后才执行的意思。现会员数过多,美国已没法再主导共识,转为美国意志下进行一些改革,但不可能有太多进展,在WTO难以进化又超载下,很难期待处理新议题。

未来贸易重大议题,例如数位贸易,虽然仍有可能在WTO架构下完成谈判,但不会是多边协议,较可能是复边协议,并且不会包括中国。WTO体系外的复边协议,有助于全球经济治理,例如:国际租税协议的CRS(共同申报准则)、FATCA(美国海外帐户税收遵从法),数位税的问题也可能循类似的途径解决。如美国怠于全球公共财建设,EU(欧盟)会较积极。

值得注意欧盟对中国的态度,实际上与美所称的「战略对手」并无太多差异。欧盟高峰议会主席Charles Michel说:「与中国接触并合作,既是机遇也有其必要性。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相互间并没有共同价值观、政治制度或多边主义方针。因此必须清晰透明,坚决捍卫自身利益与价值。」

大国的谈判重点将转移到服务业

未来,商品交易将不再是美欧大国关注的重点,亦不会继续主导全球商品贸易的自由化。对于商品需求高成长的将会是新兴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保持与他们的连结至关重要;同时,新兴国家若要加速经济成长,将不能再依赖欧美国家推进的多边体系,而必须进行单边或双边的自由化谈判。美欧大国的谈判重点将转移到服务业,尤其是数位型态的服务业,这同时也是未来成长速度会较快的领域。

仍是大国利益 小国退让 选边无益处

未来WTO将只是象征性存在,大国的意志才是左右贸易的主要力量,WTO既无强制力,也无制裁机能;贸易纠纷增加时,小国只能退让,其中价值冲突会是最棘手的问题。这并非许多人所说的冷战,冷战时期至少有系统,往美国或苏联靠拢,靠大国系统得到保护。未来的世界不太像如此,没有壁垒分明的两套系统,比较像只有一个系统的不同机台,小国选边站不一定会得到好处。信奉WTO彼此解释并不相同。大国想分到更多的贸易利益,小国只能退让。价值冲突限缩了彼此合作的空间。因为核心价值与贸易利益不一定重合,特别是数位贸易必须建立在价值同盟的基础之上;小国必须学会贸易对手的分级风险管理,就像对待金融投资的主权风险一般,透过双边贸易协定降低冲突的风险,有限度地退让,思考如何尽可能在维护贸易利益的同时,不丢失自己的价值。

全球经济金融乱局 难以善了

全球经济金融乱局

(许嘉栋 东吴大学辜濓松先生纪念暨中信金融学院座教授、前央行副总裁)

2018年起,几头灰犀牛齐来袭,包括:反经济全球化之逆流、川普扰动国际经济秩序、英国脱欧、美中贸易战;近来还有美中对抗升级,扩大为争霸战,以及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不止。全球经济景气本即下滑,疫情让经济雪上加霜,金融随之动荡。为了因应疫情带来的经济濒于窒息,各国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两方面齐下猛药,但在提振市场景气方面效果有限,副作用反而堪忧;不仅财政与货币政策纪律荡然无存,未来如何善后更令人忧心。同时,贫富差距恶化仍是诸多国际政经乱局的主要导因,但却迟迟未获政府当局重视与有效处置,不少政策还有使之恶化的可能性提高。

反全球化之逆流

反全球化主要的导因,除追求经济成长而破坏环境生态外,还有全球化之竞争忽视了劳工权益。同时,全球化的利益多归于资本主所有,导致财富不均与所得分配之恶化;欧盟区人民的自由移动也对社福支出、社会和谐、治安与国安产生干扰。新冠肺炎之下,防疫、经济复苏与国家安全都遭受巨大冲击,进一步引发经济脱钩、提高经济自主程度之想法。反全球化的现象,包含反全球化的民粹兴起、政治走向两极端,欧盟的反移民运动、英国脱欧、川普启动与各国的贸易战、扰动全球经济秩序,以及多国推动美国经济脱钩、脱中等。

COVID-19鼓动经济脱钩与脱中

美国在美中争霸下,在科技关键技术、产品、产业方面已采取与中国减少往来的脱钩作法;其余国家也因新冠肺炎疫情,展开经济脱钩与脱中。导因乃是疫情与防疫措施导致产业原料链断裂,影响生产;并且防疫与医疗用品及其原材料的禁止出口,也冲击了进口国的人民生命安全与国家安全。各国因应方式有三:一是走向经济脱钩,提高重要产品及其原材料的自给率,减少对进口的依赖;二是分散进口来源;三是增加战略储备。

财政与货币纪律荡然无存

然而,经济脱钩是说易行难。现有的产业链,是在市场机制运作之下,各国、各产业与厂商基于比较利益、专业分工、强化产品国际竞争力等考虑而自然形成。生产成本降低,国际竞争力提高,厂商才可以存活;如果强行拆解产业链,将导致生产成本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随之下降。因此,政府对经济脱钩或脱中,若未给予适足补贴或保护,将难以推动。再者,自中国撤出之厂商,还必须顾虑中国可能的报复,自此丧失中国市场。故而,经济脱钩或脱中仍有现实层面的困难,成效可能有限。

除此之外,世人尚须担忧的,还有荡然无存的财政与货币纪律。新冠肺炎严重影响各国经济活动,于是各国政府在急就章中痛下猛药,祭出优厚的失业补助、企业纾困、振兴经济方案,以及强烈宽松的财政与货币政策。

财政赤字 债留子孙

但是,宽松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振兴效果可能有限。造成经济衰退主因的新冠病毒若未获解决,刺激景气的财政与货币措施只能舒缓「病情」,呈现头痛医脚的效果。并且各国纾困与振兴方案,多属消费性、移转性的支出,少有公共建设投资,难有提升未来生产力之效果。欧债危机殷鉴不远,各国政策所留下的财政赤字,终将「债留子孙」;惟此一问题,今日几乎已无人闻问。此外,过去央行被严格限制给予财政部及一般企业融通;今各国央行大买政府公债(财政赤字货币化),美国联准会甚至购进ETF、公司债、商业票据、非投资等级的公司债(俗称垃圾债),对货币纪律视如无物。

更进一步言,资金泛滥必然导致资产泡沫。虽然在目前的客观环境之下,资金过多未必会引发一般民生物价上扬,但必然导致资产价格上涨。

贫富差距问题应予正视

现今国际政经乱象的主因之一,贫富差距扩大。全球化导致贫富差距扩大,不只激发反全球化之民粹浪潮,也使各国政治纷扰,并走向两极分裂。此外,还加深反商仇富心理,不利于社会和谐、以及投资与经济成长。目前各国为刺激国人与外来投资,竞相提出对资本所得减税的措施,并采行降息与扩大宽松之货币政策。这些举措皆不利所得分配,因主要获利者都为资本主。

问题难以善了

全球经济已然紧密连结,若是各国经济政策能协调合作,就有可能快速解决全球经济金融问题,共创互利双赢。然而,当前的国际政策协商难以开展,主要原因是美中两强争霸正炽,难以合作协商,也导致国际协商欠缺领头羊。而且,美国总统川普特立独行,以致欧盟、加拿大等国与美国貌合神离,缺乏互信。

目前全球经济难以善了的问题,至少三项:一是新冠肺炎疫情未来发展难料,阴影可能持续笼罩;二是未来各国快速累积的政府债务需多年偿还,偿债期间各国可能需缩衣节食,重启紧缩性政策,将会影响需求动能,导致成长下滑;三是各国央行在此期间释出的大量货币将如何回收,更是一大挑战。若回收不顺利,最终可能须以物价膨胀或资产泡沫破灭解决,国际社会将再一次付出重大代价。

Q&A

陈添枝:就金德伯格陷阱谈今日的全球动荡及世界秩序?

「金德伯格陷阱」意指:一战后新兴大国崛起,即将取代原有霸主,两者间无法相互妥协,世界公共财陷入无人投资,全球治理落入真空态状,同时经济上也产生各自的保护主义。然,一个大国若有意愿投资全球公共财,则该组织的运作和规则必将与自身国家利益紧密结合。以目前面临问题的 WHO为例;美国有庞大医药产业,中国则否,美国对国际组织利益与国内医药产业是密切结合。我非常担心中国的国家利益与美国所建立的全球治理机构能相融合?是否能乐观期待中国会愿意填补美国在WHO的资金空缺?中国投资亚投行,其重要目的是将国营企业布局到海外;但现在的国际组织是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思考建立规则的,中国是否能够接手,将是一大问题。

朱云汉:现是群龙无首、领导真空局面,与2008年金融危机形成鲜明对照。次贷风暴时,全球面临巨大危机,美国单靠自己力量也无法防止危机扩散,导致全球经济衰退,做出重要创举就是藉重G7高峰会机制。美国当时意识到,G7已不足以撑起全球经济秩序,必须承认其他新兴国家、纳入更多力量,才可形成全球有效对应方案;特别是西方国家普遍储蓄不足,要采行振兴方案,必须有其他国家的合作,才能够有外溢效果。当时,IMF也紧急成立新的融资机制,皆由不同国家认领资金缺口。

这波疫情,G20不能发生作用是很荒谬的。没有登高一呼的领导者,加上美中无法合作,所有事情没法达成决议。因此,这次美国总统选举对全球都非常关键。虽然美政府对于多边主义有许多反对声浪,但还是偏重规则制度的国家,不会用粗暴、无法预测的手段;川普的行事作风,则完全不符合过去的美国性格。

中国现在没有条件和意愿承担美国领导退位或收敛后产生的真空,但在符合自己利益范围内,找许多能与之经济体质互补的国家,这些国家缺乏基础设施、资金筹集能力,中国有过剩资金,则填补其缺口,例如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对非洲的中长期融资的金额已经高于其他四大银行的数目。

中国有其战略设想,于亚欧陆路上拓展与美国海洋秩序竞逐,就必须开辟自己的腹地与掌握生命线。中国在发展援助的角色上已远超于美。这种态势有待考验,亦甚有跳跃式成长可见,是我们必须关注的问题。

Q:国族主义是政治操作的假议题,还是攸关存亡的竞争法则?

朱云汉:只要真正产生作用,能够动员、有政治能量,就不会是假议题。这当中的确有许多人为建构的叙述,高度感性语言,可塑性、可操控性极高。用这样的方式指导政策、社会经济生活安排,会带来严重后果。现在的逆全球化、脱钩,除非物质文明倒退几十年,否则完全做不到,连美国都不行,因世界已高度分工。在中印之间冲突升高时,印度海关对从中国进口产品故意制造障碍,事实上根本不易维持,只能短暂地使满足国族主义。全球化仍是唯一出路,利益攸关者的群体仍非常庞大;而全球化导致的问题,多是国内政策失当。

殷乃平教授回应 照

殷乃平教授回应:我来自金融业,对嘉栋兄内容做补充。想谈谈美联准会(FED)的角色;美联准会是多方表态现又膨胀,在牵涉FED政策推动上,先前货币供给扩充、资产负债表膨胀,现又推美国政府国债。海外的国债已超过七兆将涉及美元地位。我们知道美元因货币发行量太大,汇率下滑,美元地位将动摇。2010年当大家谴责美国发动货币战争,英国journal house报告,就曾提「美元过后」天下会变成什么样?今天2020年声音更大,如果美元体制崩溃,犹如一九四四年罗斯福二战结束前,召集盟国建立国际金融体制、国际货币机制、世界银行等机构。近期欧盟也有人宣布建立欧元金融精算机制取代SWIFT(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作为全球所有金融机构的精算机制,中国正开始人民币数据化的积极推动。未来发展中,20世纪的国际金融基础结构已面临挑战,其结构崩溃或变化关系致整个世界社经重组,这将是危机大考验。另外,美国经济衰退,中国和欧、亚非继起,世界经济板块于21世纪的环境,相较20世纪后已完全不一样了。

特别要提及整个世界实体经济已或将被电子网路、虚拟数据取代。病毒导致此情境提前出现。考量于此,希望有人及时深入分析、研究、预测面对。在2008年后,很多学者发现经济学不够用,现有经济学没有办法解释新经济现象,全球约380多所学校,现都钻研新经济学,亦即经济学哪些该淘汰。我注意到国内鲜少有人谈,没人知道所教的经济学很多已落伍或将可能淘汰。身为经济人,有责任与在场的各位共同了解世界的改变。tomorrow beyond(明天过后)economics会变什么样子?如经济学现有跨领域结合,以心理学为背景向外扩张,让经济学为主的理论逐渐消失。简单举例:美联准会前主席柏南奇大学教的Phillips Curve(菲力普曲线)现已完全不存在,即通货膨胀率跟失业率间的关系不存在了,可当今联准会尚将两个系数关连当作主要target(目标)。至于target间关系不存在,要怎么重新建立,在「新经济学」里都非常关键。嘉栋兄说,货币供给增加这么多,物价不变,尤其先进国家失业率都相当高,经济学该如何诠译,提出「新经济学概念」…希望台湾的经济学者多花时间了解。

Q:面对经济问题,能用的工具只有财政或货币政策?难道没有第三种工具?

未来是5G机器人时代,目前这些政策工具能满足未来世界?

新科技带动世界全面转型为何经济理论不需转型?

朱云汉:我亦加个小问题,到底现在我们物价指数本身计算方式有没有失真?

许嘉栋:朱教授所提到的物价,通常我们主要关切是跟民生的食衣住行直接相关之物价,也就是消费者物价。不过除了消费者物价外,股票价格、房地产价格是属于资产面。在统计里那是另一种物价。殷教授刚刚所提,这10几年到20年来,国际上货币供给大幅增加,但是消费者物价就是不动,值得大家好好研究。为什么货币学所讲:货币供给增加,物价一定会涨,此一说法现在好像不成立?不过我们可观察到:消费者物价不动时,资产价格是在涨的。因此,货币供给还是会影响物价,只是这时受影响的物价是资产价格。

经济政策方面,我个人的研究领域比较偏总体,主要讲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个体的产业政策方面,包括AI之发展、技术的进步等,这些当然也是属于经济政策的一环。经济部对此责无旁贷,但统筹的是国发会,这问题交给陈添枝主委。

陈添枝:国发会必须前瞻亦因应日常,可以想像新冠病毒大流行,各国政府采行的政策,都围绕传统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还是有很多国家政府无所不用各种补助政策,如社会安全照护。像在台湾你如果生病,检查、抽检都是健保给付,这是很重要的补助政策,在整个防疫里检查是国家负担,所以民众的潜在风险负担为无顾忌的接受检查及隐性的财政损失。反观美国则需要自己负担,美国前一段时间,要自己负担,人民就想不要去检查,光检查费就付不起。这一波防疫所有政府单位都浑身解数,显然希望能够度过难关,至于物价会不会涨,那就以后再担心。5G时代的因应规则是当前急需的。

郑崇华董事长回应 照

郑崇华董事长回应:谢谢三位的分析,从70年代走到现在,天天经历问题和变化,大家都知道冷静处理,生存下来。这次问题,跟前面走过的比起来却更加严重。中美贸易战使整个经贸搞乱,川普变来变去,让人很难预测,更不幸的是疫情冲击,亚洲人或是中国人比较守规矩,虽然疫情严重,至少中国大陆跟台湾都处理得很好,表面上看来损害较少,可是全球的经济互相影响,顾客出现问题,供应商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到自身,有些国家领袖不理性的行动,对于产业界、企业界的人,都很头痛,有人问我:以后将怎么样应对,除了冷静处理外,真正如何我也没办法说。

倒是有个问题要提醒大家;我们一向对环保很注重,这些天的豪大雨是因气候变迁,中国大陆盖这么多水坝,尤其是在长江的做的这么大,我天天都在担心。中国人所做的这个坝是全世界最大的坝,虽然做得用心,还是要想想这个坝能承载多少水量、大陆河道水流如何分布,即使原来设计规划都很好,但气候变迁跟原来预期的状况已不同,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纪录,现在都远超过预期,两极的冰都融化的严重,我希望不会发生问题,知道中国政府也很担忧的,一定是全力做防备,这是一件很严重的问题,如何解决、如何防备,气候变迁议题真的要重视,说了不是让世界大乱或不安,而是必须团结面对。

余纪忠文教基金会网站 www.yucc.org.tw

(策划、整理:陈东伯 摄影:陈信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