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银行家／为台湾经济、产业、人才找出路 掌握东协、南亚崛起契机
撰文／傅清源
南向政策一向是政府对外经贸战略重点，早在1993年就曾公布「南进政策说帖」，隔年又提出「加强对东南亚地区经贸工作纲领」。2002年陈总统宣布重启南向政策，强化对东南亚投资的支援协助，并寻求洽签自由贸易协定。新政府上任后，其宣示的「新南向政策」，究竟与过去有何差异？以及新南向背后之战略思维与预期经济金融效益究竟为何？仍有不少人感觉困惑，难以一窥堂奥。本期封面故事，将分由政策、市场、国际经验与金融等多角度，互相激荡省思，深度剖析新南向政策。
‧第2大贸易伙伴，看似熟悉却陌生
众所周知，中国大陆是台湾最大的贸易往来地区，但却鲜少人注意，东协贸易总额逐年成长，由2006年的546亿美元成长至2016年785亿美元，以15.4％的比重排名第2，犹胜于大家熟知的美国（12.2％）及欧盟（9.6％）。
尽管东协高居我国与全球各主要地区贸易量第2，且台湾在地理上距东协与中国大陆亦甚为相近，然而，目前与东协国家的往来多仍局限于经贸，相对于与中、美、欧、日，于投资、教育、文化等多重层面广泛了解，两者差异甚大；台湾对中国、美国、欧、日之专家甚多，但对于近在咫尺的东协，相关专家与研究却显然甚为不足。如今台湾对东协的经贸依存度日益高升，但相对文化、制度沟通交流却未能随经贸发展步伐同步发展，如何消弭这种陌生感，让台湾真正深度对东协加以了解，长远而言，对我国经营东协市场，将是关键性的挑战。
过去南向政策着眼于东协国家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生产要素成本低廉，政府鼓励企业至东南亚投资，有助于产业延续与发展。然而随着时空背景不同，如今东协市场人口超过6亿，预估2030年前更可望成为全球第4大经济体，消费力与劳动力双引擎推升下，不仅是国际贸易重要枢纽，也是跨国企业竞逐的新兴市场。就台湾情势而言，目前正处于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关键时刻，过去我国虽在亚洲新兴市场有所布局，惟多属于加工贸易型态，对于当地内需市场深耕
不足；加以面临区域整合进程受阻，产品面临关税障碍及后进竞争，此外，台湾贸易及投资过度集中中国大陆，而大陆在历经30年经济快速发展后，亦面临产业结构转型、法规制度调整、成本快速攀升，及经济成长趋缓等诸多瓶颈，无形中也增加台湾经济稳定发展的潜在风险。
「新南向政策」是台湾在新的国内外大环境下，所发展出之对外战略新思维，不仅是着眼于分散经贸风险，争取更多市场商机，更希望寻找台湾经济新动能及供应链上的新定位。在此动机之下，我国对于亚太之经贸布局策略及对外战略应有结构性的调整，以支援国内产业转型及经济成长。新南向政策将东协国家视为内需市场的延伸，把饼做大，促进台商企业经济规模，甚至鼓励在东协国家打造自有品牌，未来台湾与东协市场的连结，不仅是经贸往来，更要长期深耕，强化双边人才与文化的双向交流，透过这种软实力的累积，让国人真的能够融入区域链结，方能达到所谓「以人为本」战略目标。
‧台湾金融应掌握新南向发展商机
外贸协会董事长黄志芳不断提醒新南向要靠「PMI」，即人才、资金与资讯，显见金融在推动新南向确是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然而，相对于产业扩张的速度，台湾金融业脚步相对较为保守，企业资金缺乏子弹的问题，往往成为海外发展的重大限制。
借诸日、韩经验，日本以日本国际协力机构、日本国际协力银行，以及日本所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领头，以官方机构为前导，引领日企在东协国家打经济群体战。南韩与日本模式相似，采取透过由官方主导提供国际开发援助（ODA）计划，搭配政策性开发银行，进行跨国开发与双边国家合作。此外韩国银行业更深耕当地消金市场，以数位金融的优势直接切入东协，推出一系列行动金融业务。
台湾或许没有如日韩以国家力量直接介入的条件，但由于东南亚的人口红利，加上金融科技崛起，东南亚的金融商机爆发指日可待。然而，由于台湾金融业规模与海外竞争对手相较明显不足，台资银行如何追求服务差异化，并持续提升跨国金流服务范畴与能力，将是台湾金融业能否掌握此次新南向商机之重要关键。
新南向似为面临产业转型、人才与经济成长动能困境的台湾，开拓一方新天地。然而，商机值得期待之余，也充满挑战。我们，准备好了吗？（本文作者为台湾金融研训院传播出版中心所长）
※ 精彩全文，详见《台湾银行家2017年7月号》。※ 本文由财团法人台湾金融研训院授权刊载，未经同意禁止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