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都精神病杀人，为何杀警案和小灯泡案结果不同？
● 沈伯洋／国立台北大学犯罪学研究所助理教授，笔名扑马PUMA，曾任律师。
刚刚看了一下判决，其实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果然必须要先看判决比较好，媒体的资讯真的太片断了。
被害妄想会影响到一个人控制自我的能力，因而可以根据《刑法》第19条不处罚，但是这个案子并不是控制自我的能力出问题，而是牵涉到「辨别能力」的问题，所以整个案件的事实认定非常长。
▲ 《刑法》第19条规定，因精神障碍不能辨识行为违法，不罚。（图／翻摄全国法规资料库）
2. 法官认为案发当时是「急性的思觉失调」，主要是根据被告被制伏当时的情况、发言，明显当时还在被害妄想之中，而且行为与被害妄想有直接关连。
而鉴定人也指出，因为事发过了三个月，被害妄想还是很严重，因此案发当时理应不会更好。
3. 检察官的策略一直都是「不是因为被害妄想，而是因为别的情绪因素，例如没有买票的不满等等而杀人」。
但这个说真的很容易被证据驳倒（因为被害妄想也可以有情绪啊），如果法官采信了检察官的说法，我觉得才会是大问题。简单来讲，检察官提不出更好的说法。
4. 法官为了谨慎，进而判断了案件前后的被害妄想。
找LINE对话记录、保险公司（被告当时要退保）、派出所、社会局等等，要确认被告是不是真的被害妄想？
而的确，他在前后的行为和发言，完全是严重的被害妄想，这个一直持续到他上车都没有消失。
这部分的论证看起来是很充足的。
▲ 法官发现，郑男在犯案前后都有严重的被害妄想。（图／记者翁伊森翻摄）
5. 由于当时的急性发病，使得智商减低，辨别能力已经丧失（而且这边的认定是完全丧失），而且其行为与辨别能力的丧失有关，故依《刑法》第19条不罚。
6. 检察官有去比较小灯泡案，法官也有回应，但是这部分我觉得有点不足。
法官提出三点理由：
第一、小灯泡案是预谋，本案不是；
第二、被害妄想在本案与杀人有绝对关连，但是小灯泡案的关连没有那么强。
第三、小灯泡案没有本案的智力退化问题，因此辨别能力与本案不同。
除了第三点以外，其实我觉得前两点并没有太大不同。
我自己认为是「基于事实」的控制能力与小灯泡案明显不同，因为事实认知基础不一样（小灯泡案是认为自己是四川皇帝之类的，本案是被害妄想，后者会有反击动机）。
▲ 杀警案判决有跟小灯泡案做比较。图为小灯泡案凶手王景玉。（图／资料照／记者李毓康摄）
7. 很多人在讨论「原因自由行为」（《刑法》19条3项），但问题是这条要用，必须要是被告「在还没陷入急性思觉失调之前，故意想要杀人，并且故意让自己停药去杀人」或者「不小心停药，而且自己应该要注意到停药之后的幻想会去杀人」（其实还可以有另外两种，故意过失交叉）。
两个我都觉得很难符合，必须要提出更多证据，这可能是检察官可以的着力点，比如说，去找他停药当时的证人来判断他的认知，但检察官并没有这么做。
另外，检察官或许也可以反驳说是误想的问题，而进而讨论误想的可归责性，只是这样讲下去，我猜法官的回答不会改变。
8. 最后，人为什么可以因为欠缺辨别能力或控制能力不处罚？
主要原因是我国刑法（以及世界各国大部分的刑法）都采取了「责任原则」，通常认为对一个人的刑事处罚，前提是要「明明认知事实的一般人类似，也知道这是错的，但最后还是执意去做」，理由是因为这样的处罚才有「意义」。
这原则可以辩论，但如果觉得责任原则有错的话，应该要找立法委员重新立法，而不是找法官。
判决其实没有很长，阿扁的判决才是看到眼睛脱窗，更别说一些金融案的判决...
我看到有人问说会不会法官和鉴定人都被骗了...说真的，作为一个象牙塔学者，我承认我做不出判断，我也很想知道，到底谁最适合判断「说谎」一事，以及无法判断的时候，判决应该对谁有利？
而我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没有人应该在这个案件从外部判断、讨论是否是欺骗？要知道，很多人连好好面对都没有时间，根本没时间去想欺骗这件事，不要把例外当原则。
（编按：杀警案判决全文请看→台湾嘉义地方法院刑事判决108年度重诉字第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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