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中国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的比例失衡
市场的过激反应，是人们对经济增速乏力、以往增长模式走到尽头的担忧的集中体现。而此次央行的态度变化，既给了那些不守规矩的银行一个警告，又向市场发出了逼迫中国经济转型的强烈信号。
南方周末本期专题，详解这场“钱荒”闹剧的来龙去脉，以及其间展现的中国经济深层次隐忧。
中国金融体系的眼前小考是涉及制造业的信托风险；中考是银行业的不良资产处置风险；大考是资本项目可兑换和能否维持汇率稳定的风险。
货币化、城市化和人口迁徙的最高潮已经过去，这是房地产业的现状，进而将深刻影响地方政府偿债能力。
地方政府公司化、债务子孙化、执政当下化是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的根源。
自2010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行。人们普遍意识到，过去十年年均10%的高速增长态势已经难以为继。
尽管中国经济转型仍有相当大的斡旋空间，但若无实质性改革，很可能将延误为一场危机式深度调整。
增长质量不高的根源
过去5年，中国宏观政策乏善可陈，增长质量严峻。尽管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有改善，资本形成也尚可，但全要素生产率几无提高，显示了增长的粗放性。
中国人口占全球18%，产出和贸易占全球10%，但所消耗的石油、煤炭、钢铁、农药、化肥的全球占比远高于此。人类有工业和城市文明以来，目前人均GDP在1万美元以上、享受到文明生活的人口，包括欧美日加俄罗斯、巴西等，总人口约12亿。若中国在2020年超越人均GDP1万美元，则称中国经济发展为奇迹并不过分，中国使享受到现代文明生活的人口翻番。但如若中国增长质量无法有效显著改善，则未来对自身和全球都构成挑战。
如何改善增长质量？这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经济问题的范畴。目前中国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和部委办局的绩效考核，以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为核心。在这样的政绩观下，才有地方政府的相互竞争，财政约束软化、投资冲动和数据追求。地方政府公司化、债务子孙化、执政当下化是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的根源。
地方财政困境
中国历史上较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几乎都和财政困难有关，甚至改革开放也不例外。中国上一次财税改革可追溯到1994年，构建了粗略但不完整的财政联邦制框架。此后，地方财政逐渐陷入困境，由于政绩冲击和地方竞争，地方财政在1994年到2002年期间拖累银行，在2003年到2010年依赖土地，此后至今青睐平台融资。自营业税改增值税之后，地方政府已丧失所有主体税种，这在大国治理中是极其罕见的。
目前的地方债务中，银行贷款约9.3万亿，比较常见的一种估计是影子银行系统融资可能在6万亿-9万亿之间，债务余额大约15万亿-18万亿。2012年底，地方税费收入6.1万亿，其中税和土地出让收益各半，不难看出地方政府偿债能力有限，越是经济欠发达的基层政府财政困难越严重。中央向地方的转移支付规模并不小，2012年约有4万亿，但其中1/3是相对透明的，2/3是欠缺透明度的专项转移。地方政府的国有资产比较充裕，但低流动性低收益的资产，能否有效抵御高成本负债，值得怀疑。如果中央和地方、官和僚之间的激励约束不顺畅，新一轮改革就难以启航。
如何缓解目前的财政困境？一是重启分税制改革，在大致明确事权的基础上分配财权。事权既有收也有放，例如军队和外交事权应上收。可考虑囯税地税机构合并、税费征缴后再分账入库；二是转移支付应一般化和透明化，大幅削减专项转移；三是将增值税合并为单一税率，并部分转为价外税；四是国债余额管理，改善国库现金管理模式；五是加速针对电子商务的电子税票系统建设，择机推出遗产税；六是将国债市场的对外开放，置于比股市和衍生品等更优先的位置。
在财政体制改革方面，有三点值得斟酌，一是关于市政债的发行，如果没有类似地方倒阁这样的硬性约束，还不如中央财政代发成本更低和对地方的制约更可信。二是资源税改革问题。提高资源税和环境税的税率并无疑问，但是否应提高对地方的资源税返还则应谨慎。中国是大国，各省资源丰度差异大，资源开发有早有晚，机制化的财政转移支付，比高额资源税返还更重要。三是目前企业税负已无法再加重，住户部门对财税的贡献度不足15%。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向消费型、内需型转变，如何对住户部门实施有效的税收征管将成为重中之重。
国企负债率偏高
相当多的研究显示，过去10年，国有企业一直在加杠杆，而民营企业在逐步去杠杆。粗略估计，目前央企国有资产约47万亿，2012年实现利润1.2万亿，税收1.9万亿。此外，地方国企的规模和央企大体相当，一些富裕省的地方国有资产超过2万亿。或者说，目前国有企业总资产近百万亿，负债率估计在80%-83%之间，已超过了国企三年脱困期间的杠杆水平。国有金融资产的规模与此相当，杠杆率更高。
依赖行业竞争优势，依赖资金等要素获取优势，国进民退不断上演，产能呈整体过剩，过剩行业不仅仅涉及钢铁、煤炭、水泥、化工、有色等传统领域，也涉及光伏、装备制造业、造船等新兴领域。这不同于1990年代末期家电、纺织、印染等产能的结构性过剩，目前问题更为严峻。结构转型很大程度上就是国有企业去产能、释放其占用的要素资源、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过程，也就是优化市场竞争秩序。
改革需要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财政资金安排，逐步压缩和公共产品无关的生产型项目投资，加速公共财政转型；二是落实政府的出资人角色，将出售国有资产的收入，以及国企的红利逐步拨入社保体系，弥补历史欠账并缓解现有缺口的扩大；三是逐步切断官员和国企负责人之间的双向流动机制；四是明确限定国企的战略布局行业和范围，加速收缩和退出。当下可暂从如下两方面入手，一是压缩央企的参控股层级，压缩乃至杜绝相互持股；二是压缩地方国企获得资金等要素的渠道。没有国企的合理定位和精简布局，对私营企业而言，加强行业垄断和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就可能是句空话。
房产泡沫将冲击中国
目前中国尚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城市化率略高于50%，人口总量仍略有增长，似乎不具备楼市泡沫的总体条件。但如果谨慎地观察，货币化、城市化和人口迁徙的最高潮已经过去。就货币化而言，过去10年，M2余额增长约5倍，未来增长将逐步放缓。从2010年开始，房地产的销售面积已进入个位数增长。假定未来商品房施工和销售面积年均增长6%，那么到2020年，需完成商品住宅的销售逾1亿套，2020年当年房屋施工面积可能超过80亿平方米。如果考虑到保障房和非住宅建设，问题更严重。中国房地产行业已进入供求大致平衡、三四线供应过剩、仅在京沪等一线城市核心区仍有供求矛盾的阶段。
房产泡沫将全方位冲击中国经济，例如对地方财政的冲击：很难想象地方政府失去接近3万亿的土地出让金之后，收支如何再平衡。同时，目前银行系统涉及房地产的贷款余额约为13万亿，通过信托等房地产相关融资余额可能为4万亿-5万亿，很难想象房产泡沫不冲击金融稳定。
如何应对房产可能的泡沫化风险？一是应当意识到，不能将京沪深广核心区的房价上涨，视同全国普涨的信号。同时也应看到，一线城市核心区房价和房租的上涨，是供求矛盾使然，并无行政良方可治。二是集约用地，中国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的比例失衡，工业用地用量过大，开发园区过多过滥的势头有所回潮。目前中国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比例为1.5∶1，其中工业用地约为5万-6万平方公里，用地占比为26%，远超出了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水平。三是保障房建设层次过多、过于复杂，宜简化为可售和公租两类，减可售，增公租。四是一些城市的建筑综合体已有明显的过剩迹象，应予警惕。五是对开征房产税要慎重，至少在我看来，加强个税和开征遗产税，较之房产税更现实和平稳。
隐藏的金融风险
经济增长下行和实体经济盈利能力弱化，自然带来金融风险。结构转型的痛苦意味着银行体系要维持在2%以下的不良率不太现实。
金融资产去向大致可归结为四块，一是地方债务，余额15万亿-18万亿；二是房地产，银行信贷约13万亿，影子银行系统的涉及房地产融资大约4万亿-5万亿，加总也有近18万亿；三是制造业，银行业对制造业的贷款占比超过25%，因此制造业的金融债务至少在20万亿以上；四是基建和居民户，金融债务不会低于制造业，且融资期限更长。从银行系统看，目前中长期贷款的占比仍然超过52%。
和地方债务、房地产、基建融资相比，制造业埋伏的金融风险更迫在眉睫，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持续下行没有趋势性扭转。
和上一轮国企攻坚战不同的是，这次去产能带来的冲击更持久，去产能化和产业结构调整不太可能在3年内完成，在此进程中也不太可能有广泛的失业下岗浪潮，也不太可能导致银行不良率上升到1998-2003年间25%那样极其危险的水平，但不良率可能升至4%-10%的温和水平，相应的不良余额约为3万亿-7万亿，和目前的不足2万亿的拨准余额以及每年1万多亿的利润相比，中国的银行业和金融体系需要做好迎战艰难岁月的准备，银行业整体维持两位数利润增长的时代已终结。
金融资产质量是实体经济质量的折射，地方债务、房地产和制造业三大风险，背后都离不开政府的影子。此外，全盘考虑高达近140万亿金融资产的管理体系，从中央层面看，证监、保监所监管的资产份额加起来，可能还不及银监的一个司局，金融控股集团仍然缺乏牵头的监管者；从地方层面看，地方金融办膨胀迅速，和一行三会的地方机构逐渐平行。这样的金融资产管理体系，为未来系统性风险埋下隐患。
中国金融体系的眼前小考是涉及制造业的信托风险；中考是银行业的不良资产处置风险；大考是资本项目可兑换和能否维持汇率稳定的风险。
羸弱的社保体系
中国从1999年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目前60岁以上的人口接近2亿，到2020年可能达到2.5亿人。这将考验中国的基本养老和医疗体系。对养老金的缺口，说目前尚有约2万亿结余的有之，说养老个人账户空账逾2万亿的有之，说目前已有18万亿缺口的有之。这本身就反映出中国养老体系碎片化，对缺口的定义和计量不一的问题。
养老一直问题重重：一是中国民众过于依赖基本养老，通过企业年金和商业保险等其他支柱的补充养老严重不足，必然导致基本养老独木难支，历史欠债长期未补。二是中国的公职人员、企业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体制条块割裂，不同省份的劳务输出和输入特性则加剧了碎片化和差异化的现状。三是替代率逐步下降和缴费率名实不符，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由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两部分组成，前者现收现支，用于支付已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后者封闭积累，原则上不调剂借用。目前替代率很快将低于50%，缴费率也仅15%，和28%的名义值差异很大。四是公职人员养老空账、个人账户空账严重，难以做实。城镇职工社平工资和实际收入差异也大。五是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体系建设需要巨额财政投入。六是基本养老保险的可携带性差，抗通胀能力弱。养老保险不能足额账随人迁，省级社保基金的收益率很少跑赢通胀。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尚未完成社会、政治和经济三重转型，中国经济体制恐怕尚处于大厦未成阶段，而不是处于大成之后的修修补补阶段。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政府积累了庞大的国有资产，这既给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提供了强力支持，但也可能弱化了政府对释放改革红利的紧迫感。在未来5-10年，我们需要有更强烈的危机感，中国已不是居安思危，而是居危思危。
作者：钟伟 系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