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诚泽／还没上太空就进场维修的《科技侦查法》？

▲日前法务部公布《科技侦查法》草案，部分内容侵入人民私生活领域过深，引发政坛与法界一片哗然，最后昙花一现的撤案了。（图／视觉中国CFP）

随着科技的发展，侦查方式也应该相应的以科技的方法执行，关于这点相信大多数人应该是不会有太多质疑，而近来法务部公布了《科技侦查法》草案，顿时之间政坛与法界一片哗然，除了公告时间仅短短5天外，其中部分内容因侵入人民私生活领域过深，不仅在政坛上朝野齐批，民间团体也不表赞同。

一阵检讨声浪后，《科技侦查法》撤案了，立院进一步要求法务部做好说明后再行送案至立院。此次昙花一现的《科技侦查法》到底在吵什么？

《科技侦查法》的科技在哪？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科技侦查法》草案到底规范了哪些东西？草案大致可分成五个区块，分别是在非隐私空间的监控、使用GPS技术监控、利用非侵入性方式监控隐私空间、设备端通讯监察及数位证据搜集与保全等五种侦查方式。相信大家看完也是有看没有懂。

白话的说，非隐私空间的监控，就像是大家所认知到的跟监、用路口监视器侦查犯罪或是用空拍机跟追嫌犯等。使用GPS技术监控这个大家应该就比较熟悉，也就是使用追踪器或利用犯嫌所使用的手机所发出的讯号定位等。

而非侵入性方式监控隐私空间这个就比较变态一点了。基本上是容许侦查机关用高倍数的数位镜头监看个人在住宅内的活动，例如在住宅对面阳台或山头观察高楼层的住宅内活动（不要以为不可能，某周刊就曾使用这个方式偷拍艺人），或是用高解析度的热显像仪观察（就是在防疫期间很多捷运站或百货公司门口摆的那一台，只是解析度变高了，是可以穿透墙壁观察屋内的行为，没错，包括你在洗澡或做坏坏的事），这时候在家中的一举一动基本上就会被他人观察，毕竟人是无法隐藏自己体温的。

再来就是设备端通讯监察，这听起来似乎有点拗口，但基本上就是授权侦查机关可以侵入受监控者的手机内（例如以木马程式植入手机），撷取所需资料，例如LINE对话讯息或通话等等。最后，数位证据搜集与保全，这就是对你的电脑内的证据跟所连接云端硬碟资料的搜集。

行之有年的只能做不能说

上面这些侦查方式可说是包山包海，而且有些还真的挺科技的，不过应该很多人都会对此有点疑惑：上面有些方法现在不是在做了吗？比方说路口监视器，新闻常报导警调会直接调来看，还有GPS科技定位侦查，不是之前也看过新闻说曾用这个方法破案吗？还有什么M化车的东西吗？怎么会现在还在吵着要立法？难道之前都没有法律规范吗？

过去还真的没有相关的法律规范，这导因于过去「没有法律说不行做，就是可以做」的侦查实务思维。以GPS科技定位侦查来说，这种技术其实早已普及于各项商用产品上，侦查实务中也运用十数年了，不仅省时省力且都有因此破案。难道不能像电影《返校》中教官说的：「事情都过去了，就当一切没发生过，不好吗？」

以GPS科技来说，最高法院曾于2017年判决中表明，GPS科技定位侦查是全面网罗个人的位置资讯，属重大侵害隐私权的侦查行为，应先立法规范才能用。这则判决基本上导正长年以来实务的旧俗，也宣示了侦查机关的行为，如果是违反了个人意思而侵害《宪法》上重要的法律利益（就是强制处分），应该要先立法规范这类侦查行为，使侦查机关有明确的法规可以依循，对人民的权利才有保障。

想上太空的《科技侦查法》

最高法院在判决中虽然表示要先立法，但却没有清楚的指示如何立法；相对的，法务部曾于2018年提出《通讯保障及监察法》修正草案，内容就规范了GPS科技定位侦查，然而规范内容及体例备受争议，就该部分的修正也不了了之。

2020年9月初，法务部卷土重来，直接提出整部《科技侦查法》草案，想一次解决诸多科技侦查手段没有法律授权的弊病，法务部也派出代表说明，面对科技的进步，侦查手段也应随之进步，还说出：「不能人家上太空，我们还在杀猪公！」的金句，说明《科技侦查法》制定的必要性。

然而，再多的金句都无法遮掩草案背后所带来的隐私疑虑。在讨论或批评《科技侦查法》草案前，必须说明的是，《科技侦查法》规范了五大类型侦查手法，每种科技侦查手法都存在不同面向与深度的权利侵害，因此，在评论时仍必须视各该类型的侦查手段加以处理。囿于篇幅，以下仅以GPS科技定位侦查为例，说明草案中到底存在哪些问题。

草案中规范密度不足的显例：GPS科技定位侦查

首先，GPS追踪器在现代生活早已广泛运用，大家倒也见怪不怪，过去相当多隐密型的犯罪，如毒品交易、组织犯罪等案件，都可以发现GPS科技定位侦查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所以法律明确授权侦查机关可以安装与使用GPS追踪器追缉犯罪，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同时也应该肯定法务部愿意正视问题。但正因为GPS科技定位如此好用，而且几乎每个人身上都自愿的带了一台具有精密GPS的手机（请大家试着回想看看，自己上次离开手机超过4个小时是什么时候），如使用此种技术进行侦查，对隐私权侵害的程度就会大幅提升，如何设定与之相当的程序，就变得相当重要。

先来看看先进法治国家的立法：在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中，规范使用GPS等追踪器必须先经过法官签发令状许可，每次使用不能超过45天，如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延长一次。另外，在跟监完毕后须在10天内通知被跟监人。与我国立法体例较近似的德国，也同样对GPS科技定位侦查有相应的规范，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使用科技设备监视犯嫌超过两日或持续不断超过24小时，原则上应该要有法官令状许可，例外在紧急情形下才能由侦查机关先行为之，但必须在3天内请求法院许可。

回到我国《科技侦查法》草案内容，仅要求使用GPS追踪器超过两个月才需要法官签发令状许可，与上述美、德两国在程序保障上相差甚远，使中立的司法机关介入时间过晚，对人民权利保障恐怕是一大隐忧。另外，我国也仅要求超过两个月的GPS科技定位侦查才需要告知被跟监人，事后保障程序显然不足。

最后，关于《科技侦查法》的批评，并非要求侦查机关以游泳追快艇，但也不能将《科技侦查法》打造成侦查的航母、人权的舢舨。在这个科技时代，侦查机关应以科技方式为之，同时也应有中立的司法机关及早介入监管，才能在侦查效能与人民权利间取得平衡。

●林诚泽，政大法学硕士，刚执业的小律师，喜欢看疗愈小动物的IG跟逛夜市，人生目标是想当无所事事的小海豹。。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