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判决只能受舆论监督？
林益世案的第一审判决，法院对贪渎犯行全以无罪论，而仅以七年四个月为轻判，因与民众的期待有所落差，不仅引来舆论的挞伐，甚而有名作家发起向台北地院呛声的运动。惟针对此备受批评的判决，是否能借由现行的究责机制，而让此争议摊在阳光下，以来接受检验，却是个更该深思的问题。
法官若曲解法律而为裁判，即可能触犯《刑法》第124条的枉法裁判罪，若明知为无罪之人而使其有罪，或明知为有罪之人而使其无罪，更触犯《刑法》第125条第1项第3款的故为出入罪。只是此等罪名，空有一到七年有期徒刑的重罪型态，却极难被适用。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基于对审判独立的尊重与维护，以致于此类犯罪，仅限于明知且故意曲解法律而为适用的情况下，才足以成立，若仅是因疏忽或因法律见解不同，即难称之为所谓枉法裁判。
依此而论，林益世的第一审判决，即便有民众向地检署为枉法裁判等罪的告发，但由于此案尚属未定之天，若检方开启对法官的调查，就会受到干涉审判的指责。又关于公务员职务行为的界定，即便法官不采最高法院在扁案所建立的实质影响力说，而倾向于采取较为限缩的法定职权说，但在法律规定不明确，且司法实务对此争议亦无统一见解下，实难合致于所谓枉法裁判罪。
至于在证据采择上，尤其是针对陈启祥所提供的录音带，法官处处为有利林益世的认定，虽让人质疑，其他不为人知的被告是否亦能同享此「高规格」的司法对待。但在这些录音带乃遭剪接下，对此类证据加以否定，并因此对索贿行为以无罪论，乃在符合罪疑有利于被告的证据法则，自也难认为法官构成故为出入罪。
所以，针对法律见解有争议的判决，基于刑法的最后手段性与对司法独立的维护，自无法以刑罚为优先手段，而只能求之于法官评鉴制度。而依据《法官法》第30条第2项第5款，只要严重违反办案程序规定或职务规定，致情节重大者，法官即应付个案评鉴。人民似可依此对法官为个案评鉴之申请，但依据《法官法》第35条第1项，却须经由法院组织、检察署、律师公会或民间司法团体为审查同意后，才得送请评鉴，致造成进入评鉴的前提障碍。
更糟的是，依据《法官法》第30条第3项，适用法律之见解，不得成为法官个案评鉴之事由，也就是说，类似林益世案的判决见解，即便引来如此多的批评与愤怒，也不能经由法官评鉴来为检视。努力了二十年所建立的法官评鉴机制，如今看来，反成为法官免受监督的最佳保护伞，实显得相当讽刺。
面对林益世案的轻判指责，法官当然可指称，此不过是回到罪刑法定与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民众的指责，要非不解法律、即是情绪的反应。只是必须强调公平与正义的法院判决，却有如月亮般的阴晴圆缺，就算有再多、再华丽的法律论证，也只会使司法更加的远离人群。
●作者吴景钦，博，真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参与，投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