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然、陈赠吉／司法官评鉴应兼顾监督及审判独立
▲司法院版本的《法官法》修正草案不足以强化司法官监督及淘汰机制，因此有立委及民间司改团体提出其他版本的草案内容。（图／视觉中国CFP）
日前报载，彰化地检署某位检察官在侦查庭中因不当勘验被告的身体，遭到社会舆论的批评，而该检察官也被投诉在办案时言语不当，有违反种族歧视或对犯罪被害人家属造成二次伤害等情形。但该名行为失当的检察官却没有受到检察官评鉴委员会的外部监督，已凸显出现行法官评鉴制度的缺失，因此有民间团体批评，《法官法》对于法官及检察官的监督机制已经完全失灵。
司法院在2018年7月间，依据司改国是会议决议通过《法官法》修正草案，其中也包括法官及检察官评鉴规定的修正条文；但有部分立委认为，司法院的草案不足以强化法官及检察官的外部监督及淘汰机制，因此提出不同版本的《法官法》修正草案。
司法院版本的《法官法》修正草案，主要是增加外部评鉴委员人数及来源，并赋予表决权；明定评鉴委员的回避事由；当事人、犯罪被害人得直接请求个案评鉴；明定请求评鉴的相关程序等规定。而立法委员提出的草案，以尤美女委员提案版本为例，将「全面评鉴」改由「评鉴委员会」办理并公开结果，有问题的法官或检察官则由评鉴委员会直接进行「个案评鉴」；在法官评鉴委员会增加非法律、多元专业的外部委员，以强化外部监督，并明订委员性别比例及增设专任委员；除了实际参与程序者以外，专业职业公会及特定民间团体也可以请求法官评鉴；法官评鉴委员惩戒决议可迳送职务法庭，无须先移送监察院；修正检察官评鉴准用法官评鉴相关规定等项目。
在司改国是会议第三分组决议中，包含「（四）提升法官、检察官评鉴委员会个案评鉴决议拘束效力」及「（五）法官、检察官评鉴委员会认定不当行为情节重大应付惩戒者，应直接移送职务法庭审理，无须经由监察院审查」两项有关监督及淘汰机制的决议事项；但在司法院版本的《法官法》修正草案中，对于上述两项决议的修正条文则「付之阙如」，个案评鉴决议的效力与现行规定并无太大差异，无助于强化不适任法官的监督及淘汰机制，不仅不符合司改国是会议决议内容，也无法满足人民对于有效监督及淘汰不适任司法官的期望。
反而在尤美女立法委员提案的《法官法》草案中，明文规定法官评鉴委员的惩戒决议可以迳送职务法庭审理，无须先送监察院审查；若无惩戒的必要，则交付司法院人事审议委员会审议，但法官评鉴委员会得「议决」处分的种类，借此强化决议的拘束效力。因此，在不适任法官、检察官的监督及淘汰机制部分，尤委员的版本较符合司改国是会议决议内容，也较能达到人民对于司法改革的期待。
在司改国是会议第三分组决议中，另也包含「（三）为保障人民接近使用法官、检察官评鉴机制，人民有权直接向法官、检察官评鉴委员会请求评鉴，不须透过律师公会、民间司改会或其他民间团体」，因此，司法院版本的《法官法》草案中，增订已终结案件检察官以外的当事人或犯罪被害人，得请求对承审法官进行个案评鉴。而尤委员版本的《法官法》草案中，得请求评鉴者增加：实际参与程序之人，包括当事人、犯罪被害人、证人、鉴定人、辩护人、代理人、辅佐人等；地方或全国性律师公会、会计师公会、专利师公会；符合一定资格且经常性业务与法官职务行使有所关联，经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许可的财团法人或公益社团法人。然而，上述规定反而逾越了司改国是会议让「当事人」或「犯罪被害人」个人可以直接请求进行个案评鉴的决议内容；且得请求评鉴的资格范围过大，只要对于判决结果不满意，就有可能在判决确定后利用这些资格刻意请求个案评鉴以表达不满，而产生过多欠缺实益的评鉴程序，如果未能妥善筛选，则反而让法官或检察官疲于应付这些欠缺实益的评鉴程序。此外，案件的利害关系人或团体也可能利用符合资格者的名义，以请求个案评鉴的方式干扰法官正常办案，严重者甚至可能侵害《宪法》所保障法官的审判独立。
既然司改国是会议就法官、检察官评鉴业已做成相关决议，司法院及法务部即应依据各项决议进行修法，特别是强化评鉴决议的效力，确立不适任的法官、检察官的监督与淘汰机制，符合民众对于政府推行司法改革的期待；同时，也应明文规定发动个案评鉴的合理要件及程序，避免案件当事人滥用评鉴制度，让法官因为判决结果动辄得咎，反而受到个案评鉴的干扰。如此才能在建构法官、检察官监督机制的同时，平衡兼顾确保《宪法》所保障法官的「审判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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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然（上），永然联合法律事务所所长、永然两岸法律事务中心创办人、中华人权协会名誉理事长；陈赠吉（下），永然联合法律事务所执业律师。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公司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