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钦／孙安佐认罪协商免重罪 美、台规定大不同
▲孙安佐在美涉恐攻，为免被以重罪起诉，朝向认罪协商似已成定局。（取自网路）
艺人狄莺之子孙安佐在美国宾州涉嫌恐怖威胁，遭当地警察逮捕。而从其放弃预审听证之权利来看，朝向认罪协商，并因此了结案件，似已成定局。而关于所谓认罪协商与否，于美国或台湾，到底有何不同，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依据美国宪法增修条文第6条，刑事被告虽有受陪审团及迅速审判的权利，但因开启陪审程序须耗费极大的司法资源，故在检察官起诉后，被告若为有罪或不抗争的答辩，法官即进入量刑程序，只有在无罪答辩时，才会进入陪审程序。而被告之所以有罪答辩，必是与检察官达成认罪协商。至于被告的动机，就是想尽速终结案件，以免进入繁复的陪审程序。故于此等情境，有无可能造成，无辜者为了避免遭判有罪，或犯重罪者为了获取较轻刑罚而违背真实与非自由意志，就值得怀疑。
为了避免如此的弊端，如对被告的有罪答辩，若发现协商内容严重偏离事实，或有违被告意愿，甚或是在不平等的基础上达成，法院当然有权加以否决。惟此种否定，毕竟是例外，实不多见。
而历史上最有名的案例，即是美国1930年的禁酒法时代，为了对付芝加哥的黑手党老大艾尔．卡彭，在苦无其教唆手下杀人的证据下，就以故意逃漏税之罪名起诉他，但他与检察官达成协商，并以缴交罚金了事，但法官不同意此协议结果，因此进入陪审程序。卡彭虽在看守所内，仍利用其黑帮势力，去恐吓与买通陪审员，法官知晓内情后，于审判一开始，就宣布与隔壁的民事陪审团互换，并因此判卡彭有罪。卡彭则被关在恶名昭彰的重度监狱，即旧金山外海的恶魔岛（Alcatraz Island，现已关闭）。此案例完全暴露出美国刑事司法的两大支柱，即认罪协商与陪审制度之特色与问题。
就孙安佐所涉嫌的恐怖威胁罪来说，在美国现今的反恐与反枪的气氛下，无论是否为玩笑，执法机关都不可能等闲视之。尤其，若查有枪械、子弹等证据，到底仅是恐怖威胁，抑或已进入意图谋杀（Attempted murder）的重罪（Felony）领域，就陷入模糊，也让检察官握有极大的筹码。也因此，为了免于检方以重罪起诉，再加以陪审程序在时间与结果的不确定性，孙安佐选择认罪，就属必然。
相对于美国，我国的认罪协商仅限于最轻本刑3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犯罪，就可避免重罪成为交易之筹码。惟就轻罪来讲，由于法定刑不重，认罪换取缓刑、易科罚金，甚至于侦查就为缓起诉，远比陷入长期缠讼，对被告更来得有实质的利益。且若无罪答辩，于经过漫长的审判后，反而判更重的预期心理下，这种轻罪的认罪协商，被检察官逼迫的可能性，也有不小的机率存在。
虽然法官对于协商结果，仍可因被告的非任意性、违反真实等理由而为推翻，但在认罪协商场合，审理往往迅速，也无庸适用严格的证据法则下，法律赋予法官的此等权力，有多少实现的可能性，也该被检讨。尤其，我国未来必走向人民参与审判制度，认罪协商的范围也必然扩大下，如何防止制度被滥用，值得深思熟虑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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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钦，真理大学法律系专任副教授、马偕医学院兼任副教授、台湾永社理事、台湾陪审团协会理事，着有：《法官应该我来当》、《国民参与刑事审判制度》。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88论坛欢迎更多声音与讨论，来稿请寄editor88@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