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传真－校准高教资源 缩小学用落差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优势决定社会与经济发展成就，是全球政府与现代化组织奉行的铁律。人才培养与人力资源的长期发展，不是高教机构可以独力完成，有赖国家政策有效规划与引导执行。

新加坡的经济成就有目共睹，政府效能更是我国效法的模范。新加坡与台湾皆有区域战略地理优势，但是新加玻政府在资源少、腹地小、人口少的现实环境下，以原马来西亚一州，在 1965年遭国会全票驱逐「被迫」独立。五十年的时间，一个悲情小岛变成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新加坡的人力发展政策，必有可供借镜之处。

新加坡现任教育部长同时兼任财政部第二部长，两位次长分别兼任「人力部」、「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政务次长。从组织的精巧安排而言，已可断定新加坡教育部扮演现代组织「人资部门」的角色，可有效整合经费、劳动力发展与社会福利资源，照顾到国家人才整体需求。

我国高等教育，以「高教、技职」，「公立、私立」大学为体系，每年1,000亿元新台币经费分配为工具，将国家人才培育区隔为四种系统，而劳动力发展则被编排在劳动部的「职业训练体系」。从体制上来看，私立大学领取40％补助，服务60％缴交两倍以上学杂费，占多数的私校学生。在「少子化」趋势下，虽然国家高教经费仍逐年上升，但若无法适时引进有竞争力的企业参与训练，高教行政主管与教师无法转念从「士大夫」进化为「好教练」，多年来企业界深感新进人员学用落差严重，也就不意外了。

大学普及化不是错误政策，英、美、日等先进国家早已走向大学普及化，这是国际趋势，很难走回头路。况且因为升格大学，在每次改制过程中，学校都得加强学校师资及软硬体，提升教学品质，任何人多读四年书，不可能毫无收获。从制度上增加全国性的训练系统，让高教机构间相互竞争，也不是坏事。

大学普及化后，办学目标应随着改变，不可能所有学校都有能力培养研究菁英。学校若定位为「教学型大学」，出身「名校」的教授们就应该抛弃菁英思想，不以入学分数高低区限学生，反而应多学习产业应用新知，因材施教，引导学生适性发展，这才是教育的本质。

台湾相较过去，既然已让原本没机会读大学的人走进大学，就应该更致力于教学品质，让学生因为读大学而改变人生。传统式的「产、官、学」壁垒分明早已不合时宜，台积电等大型企业主管掌握的技术资源与国际影响力，会比中央部会的高级官员低吗？政府掌握政策与补助的分配权力，也负担产业兴衰的最终责任。与其绞尽脑汁希望大学减量退场，不如思考引入产业活力，公私协力，活化过去低效率使用的高教资源。毕竟二十年下来，国家至少也投入至少一兆元以上到高教系统，与其另辟蹊径，不如多一点巧思整合资源，缩短学用落差，我们有机会再度开创世界级的务实教育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