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TW／日本人一脚 踹破了台日关系的现象与本质
文／涂柏铿
当台湾首座慰安妇铜像于8月14日设立后，便颇令日本和台湾亲日势力坐立难安，先是民进党定调此事为国民党的「政治活动」，驻日代表谢长廷也批评「中国政党」借此破坏台日关系，接着外交部又迅速「澄清」此为民间团体设立，与政府无关。而日本驻台代表沼田干夫也会见国民党主席吴敦义，要求「处理」铜像，但遭拒绝。没想到在9月7日，「慰安妇之真相国民运动组织」等16个日本右翼团体，前往国民党台南市党部要求「讨论」慰安妇问题，其中一名代表藤井实彦，竟伸脚踹向慰安妇铜像。这一踹，不仅踹到了日本殖民台湾留下的历史痛点，也踹到了台湾人心中那复杂而敏感的日本情结。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台湾民间虽有抗议之声，却未对此事形成大规模反弹；官方层次，无论总统府、行政院，还是绿营主政的事发地台南，都是在舆论逼迫下才勉强表态，试图淡化事件影响，比起其他曾遭受日本殖民或侵略的地区，如南韩、菲律宾、中国大陆等，台湾对日本殖民时犯下的罪行以及右翼的故意挑衅，可说是异常「宽容」。长年以来，日本多次出现否认侵略历史的右翼言论，如安倍晋三、菅义伟、堀井学等官员多次声称慰安妇并非官方强征，2017年札幌冬季亚运期间日本APA酒店放置董事长元谷外志雄所写、否认南京大屠杀与慰安妇存在的书籍等事件，无不激起大陆、南北韩的抗议。但台湾官方不仅置若罔闻，民间亦甚少关注，甚至还有美化日本殖民建设、认同「大东亚共荣圈」等言论。这种对殖民者淡漠甚至美化的现象，在全世界的前殖民地中，恐怕是绝无仅有。
台湾社会的「亲日」情结，有其结构性与习惯性成因。从历史的维度看，当台湾人的国籍在二战后由日本转换为中国时，身份立刻由被殖民者转换为战胜国居民，国民政府为了安抚台胞，也未将《汉奸惩治条例》施用于台湾，使得与日本合作过的台湾菁英多半未像德国纳粹般遭清除，因此在社会阶级上部分延续了日本殖民的影响。
此外，两岸分裂后，国民党政府为了对抗中共，除了依靠美国的支持外，也需仰赖日本援助，因而形成结构上的「亲日」情结。政治上，台湾依赖日本作为反共盟友，保障自身国际地位。军事上，蒋中正在抗战胜利后不久，便秘密留下冈村宁次等日本侵华军官以助内战，1949年更在冈村宁次的召集下，组织以富田直亮（化名白鸿亮）为团长的「白团」，纠集众多日本军人，并以中文化名掩人耳目前往台湾，协助蒋中正训练军队。即使日后美军顾问团对此施压质问，「白团」也仍以「实践学社」的名义继续秘密活动，直到1968年才解散。近年，还传出台湾的「国舰国造」计划，拟请日本三菱重工等企业的潜舰技术支援，更显示台湾对日本的军事企求。
经济上，行政院曾决议在对日和约成立前，禁止日本商人来台，但后来为防止日本受中国大陆市场吸引，遂在1951年解禁。接着在1952年成立「中日文化经济协会」、1957年与日本合组「中日合作策进委员会」等半官方组织吸引日资，并派遣不少人员前往日本受训，使台湾企业的经营模式颇受日本影响。国民党还研议过介绍东南亚的华侨商业网络给日本，使之能深入当地市场。另外，促进台湾与日本经济往来的政府要员，如张群、何应钦、黄朝琴、张芳燮、吴金川等人，多半有留日经验或曾在日据时代与殖民者合作过，这都使台湾与日本的联系更深刻。而日本也借着来台投资生产，打造出「日本－台湾－美国」的三角贸易结构，且迄今仍无太多改变。
此外，台湾1962年成立的第一家电视台「台湾电视公司」，亦是与日本富士电视台、东芝、日立等日企合资成立。今日台湾发达的面板产业，也曾接受大量日本技术的转移，如奇美电子引进富士通的MVA面板技术；达碁科技（今更名为友达光电）自日本IBM、富士通和松下企业引入生产与设计技术；中华映管则与三菱合作，学习建厂、生产、设计等各项技术。台湾上流社会的很多商业大家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和日本保持着密切联系。
台日纠葛 隐晦的结构性问题
这种政治、军事、经济领域上对日本的高度依赖，与台湾过去在教育中强调的「中国人」意识和抗日记忆，形成严重矛盾，导致「亲日」情结即使曾受压抑，也仍是暗藏的结构性问题，未能被轻易撼动。
如1999年7月台湾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举行「台湾慰安妇档案调查与研究成果发表会」时，学者朱德兰公布档案，指出日本总督府主导的「台湾拓殖株式会社」，委由姊妹公司「福大公司」招募慰安妇和兴建慰安所，而「福大公司」的股东包含鹿港辜家、板桥林家、基隆颜家、高雄陈家等四大家族，曾担任台湾海基会董事长的辜振甫便是股东之一。其他家族的后人在台湾也仍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高雄陈家的陈启清是台湾可口可乐董事长、其子陈田锚曾担任高雄市议长；板桥林家的林明成则掌管华南金控与华南银行。当朱德兰的研究一公布，辜家立刻发布声明，表示名列股东是日本的笼络，自身并未实际介入经营。朱德兰也在隔日紧急召开记者会，声称没有直接史料证据表明四大家族介入，并强调自己「没有任何外界压力」。
从此事便可窥见，台日间的纠葛是多么固化与深层，无法随意质疑或揭露。这也令台湾即使与日本有摩擦，也难有周旋到底的意愿或能力，如钓鱼台列岛领土、经济海域重叠等问题皆是如此。与之相反，日本在台湾面前的上国心态，却总能在台日争议议题中明显流露。结构性的因素导致习惯性「亲日」的「合理化」，当李登辉等台独势力为了对抗中国大陆，逐步推行「去中国化」教育，抛弃中国法统、否定中华民国合法性，从国中教材《认识台湾历史篇》开始，便不惜刻意讴歌日本殖民者的「贡献」，令「亲日」情结从暗流跃上台面，在「多元包容」的外衣下与台独论述结合，逐渐取得舆论优势。
习惯性的「亲日」让台湾社会出现极为畸形的风气，如蓝绿党派皆颂扬八田与一，而未检讨其协助日本台湾总督府压榨农民的殖民本质。在慰安妇问题上，甚至连美国都要求日本就此道歉，并以「性奴」来定义，在台湾却是另一番场景。2015年反课纲运动学生代表林致宇声称「慰安妇一定是被迫的吗」、林品蓁质疑用「殖民」定调日本统治可能会让其感到「愤怒」或「不公平」；2016年前行政院长林全，在接受质询时称慰安妇也有「自愿」的。2016年，于琉球所立的台籍日本兵纪念碑「台湾之塔」，碑文写着：「当年日台战士皆为同袍、生死与共、荣辱同担」，以及将战争形容为「凡牺牲一己性命守护他人之义举」等，彻底站在日本殖民者的立场书写，更是教人错乱；一旁还有蔡英文的落款，以及李登辉于今年6月挥毫的「为国作见证」，更可见到台独势力与日本右翼相结的诡异现象。
可以说，长期结构性与习惯性的「亲日」，使台湾社会面对这些言行都难以产生剧烈的反感或声讨。甚至检讨日本或等于「亲中」的标签，横生反日和促统的连结，造成「亲日」在两岸对抗的格局下竟多了「政治正确」的意味。因此，台湾要如何不再自我殖民、摆脱亲日的社会结构与习惯性，恐怕仍是难以化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