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TW／中美关系的 「川普元素」
【文/未名】
自从美国总统川普（Donald Trump）上任之后，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领导人的首次「过招」将会是怎样的情形，便一直备受关注。终于，川普于美东时间2月9日晚提起了拨往北京的电话，恰值中国元宵节前夕。在这外界期盼已久的电话交谈中，两人达成了较高的共识。川普并应习近平的要求，承诺会履行美国的「一中政策」。
电话迟到了20天之久，这极不正常的「搁置」自然引起了广泛猜测。有人说是双方都尚未敲定对对方的策略；有人说是「先急者输」，川普故意搁置重要对象，以在凸显自己重要性的同时，设立更好的未来谈判起点，而中国则并不着急。众说纷纭，皆有其理。
然而有一点是确定的：北京毫无疑问是川普最重视的外交对象。面对中国这样一个角色，川普政府既需与之合作，又需有所防范。毕竟，如果说当今之世有一个国家能够给美国带来最大的冲击，那就非中国莫属了。这一点不仅是美国政坛传统建制精英的共识，也是如今这位白宫之主和其幕僚的共识。
其实，中国的崛起本身就是对美国传统建制的冲击。川普虽然说以反建制为名获得总统大位，但事实上他自己本就是美国建制精英的一部分，只不过是建制中的边缘分子。他的反建制只不过是边缘人物企图挤向乃至占领核心的「反」，而不是要颠覆建制体系本身。
因此，当他今天得到了掌控建制势力的位子，他的工作就立刻变为要保卫建制。此时中国的「反建制」特质，自然就成为川普这个建制中人的防御对象。
中美困局的背景
中美关系已经进入「摊牌」阶段。按中国经济当下的发展形势，必然会在几年时间之内超越美国。更大的问题是，中国其他方面的影响力也开始让美国坐立不安，其中中美军事的较量显然最具挑战性。
如果说中国十年之内在军事上超越美国可能有些牵强，但说中美在军事上将会平起平坐却并不为奇，这一点美国心中有数。什么是平起平坐？对于心高气盛的美国人来说，平起平坐就是羞辱。如果美国让中国军事发展达到这个地步，也就意味着美国的单一超级大国地位成为过去，这并不是美国人容易接受的现实。
要知道，军事较量并不是数炮弹、数飞机和数军舰。就以南中国海为例，美国今天就无法再在那里耀武扬威。就算美国习惯了在中国周边空域抵近侦察，由于中国的抵制，今天也变得没有那么方便。中国在韩战中就是以小米加步枪将美国人从鸭绿江赶回三八线以南，越南人也是用游击战将美国大兵赶出「中南半岛」。军事较量是复杂的战略较量，不是武器较量，更不是字面数目意义的较量。
美国目前的形势并不利于它对中国采取敌对态度，更不用说发生军事冲突。美国希望继续扮演世界领导者，但各种地缘政治问题都无法摆脱中国的影子。任何贸易讨论，少了中国就少了世界的一大部分。
众所周知，美国以后30年至50年的发展需要大量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但美国所能掌握的资源却无法让其单独实现这项工作。美国的科技和工业基础，包括人口结构，都需要在这一些投资上获得其他国家的参与，中国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参与者，原因是中国的工业和价格结构与美国非常匹配与互补。如果中美在这个问题上合作，它既有利于中国，更有利于美国。
川普是一个商人，而且是有特定经验的商人。他所从事的行业，非常需要依赖资本，不论是投资还是银行借贷。对于美国的基础建设，他非常明白个中道理。更何况他知道中国在资本和工程能力上都有充分的竞争力。如果美国能借助中国的资源，他便可以顺利启动自己想做的事情，甚至有助于他再次连任。
川普是带着这种矛盾的心情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沟通的。一方面，川普希望延续美国的「伟大」，保持美国原有的现行世界秩序「建制领导者」的地位；另一方面，美国人心里明白，中国的崛起将直接撼动美国的世界地位，也就是说，自从冷战之后，美国保持的世界领导者地位将无法完整继续。
同时，美国也知道，这不是自己能做什么而改变得了的。中国的崛起并不是美国施舍的，更不是依靠美国的任何帮助。最重要的，就是中国的崛起并不一定有损美国的继续发展。或者说，中国的崛起甚至是有利于美国经济。美国人今天需要的是发展，也就是经济能够继续增长，生活能够继续有保障和改善。一般美国人并不那么在乎抽象的超级大国地位，尤其是要在经济发展和保持这种地位两者之间作选择。
中美较量正是源于这种关系之中的结构性格局，我们可以从五个角度考察。
五个角度下的中美关系前路
首先，美国是新兴大国，享有这种超级大国地位只有几十年，享有冷战之后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也只是不到30年光阴，要让一个暴发户式的超级大国这么轻易地放弃并不好受。对于中国，它寻求的不是什么超级大国地位，而是回复昔日的辉煌，也就是「民族复兴」。不幸的是，这种复兴必然将「惊动」了今天的世界格局。就算中国无意挑战美国，但中国的自然崛起就会对美国的领导地位产生挑战。
其次，美国是自由经济，企业是它的最大本钱，更是它最大的资本。可惜，由于这种制度，企业的自主性极高。当企业面对自己的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抉择时，无法不站在自己的利益一边。
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德勤（Deloitte）和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1月，美国企业的海外利润总额已达2.5万亿美元，他们不会因为爱国而将利润汇入国内。就以苹果公司为例，它就算用借贷的方法在美国投资，也不会将利润从境外转入，就是这个原因，而其海外利润总额已高达915亿美元—这还仅居第三，微软和通用汽车的海外利润规模更是都超过千亿美元。
事实上，美国这些大企业已经不再属于美国，过去几年不少医药公司透过海外收购，将控股公司地位转移到税务优惠的国家，就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税务负担。有人甚至研究苹果公司是否应该这样做，因为它在海外的收入已经远远超越它在美国的利润。这种企业结构让美国政府在处理国际上的经济关系时，经常得不到自己企业的支持。
相反，中国的不少大企业却都是国企—也就是说，只要政府需要在哪里发展或投资，这些企业很愿意配合。甚至是如阿里或万达等非国企，只要国家有所要求，而要求又不过分，他们都愿意尽量配合。这既是因为有实际利益需要，更重要的就是这些公司知道，配合国家政府不会让自己吃亏，甚至还有机会获得其他的利益。这就让中国在全球伸展自己的影响力时，能够做到游刃有余。最近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扩张计划能够做到如此成功，譬如在非洲的铁路和港口投资，在东南亚和南亚的港口或工业区项目，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而日本就是在中国这种优势之下被淘汰的。
第三，在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下，社会上各种利益团体都是透过法律或国会游说建立自己的地位。各种博弈手段之间往往相互冲突制衡，造成国家行政效率低下。
以西亚北非为例，该地区过去几年的不稳定使美国政府无法与在当地作出活跃的非政府组织（NGO）政策协调，造成各种不利于美国政府的混乱，埃及穆巴拉克政府（Hosni Mubarak）垮台就是最好的案例。乌克兰的情况也可以算是一例，美国或许根本不希望这个国家的混乱会达到今天的地步，然而，来自美国的各种政治势力和乌克兰的反对派根本就是打着另一个算盘。
类似这样的情况，使得中国在第三世界，甚至不少其他已发展国家，都受到较大的欢迎。中国不干预其他国家的内政，也不会有什么中国的组织参与别国的政治混乱。这样就会让中国与这些国家，不论是在混乱之前或之后都可以开展合作。就以斯里兰卡为案例，当与中国友好的前总统拉贾帕克萨（Mahinda Rajapaksa）在2015年大选中失败后，新上任的西里塞纳（Maithripala Sirisena）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与中国的紧密经济关系。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乌克兰、埃及、伊拉克，这种优势显然不是美国可以比较的。
第四，美国的军事优势是美国的实力所在。但这种优势也是美国财政上与战斗力上的负担。不少人认为美国的军事开支巩固了美国的战斗力，事实上，战争是一个国家的负担，原因就是军事经费只会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经济的发展。苏联当年的情况就是证据，美国的军事工业体制已经成为美国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沉重负担。
美国军人已经不能够自己打仗，军事工业体制的设计师才是他们的军人，主宰着美军的一举一动。现代战争既需要先进科技，但更需要军事战略上的机动性。庞大的军费和军火商对政坛的影响力，让美军只能用某种方式打仗，甚至可以说，只能够跟某些人打仗。
然而，战争并不一定可以用既定准备的方式进行，特别是当对手已经是旗鼓相当。为什么美国不能够在叙利亚发挥影响力，那就是因为俄军已经打着另一种战争，美国无法用那种方式加入战场，更不愿意和俄军发生不必要的正面冲突，最后的结果便是将整个战场送给了俄国和伊朗。
美国用这么多钱投资在特定的战争模式上，可是当与力量相当的对手作战时，又会有诸多不同的考量和不确定性。如果有一天美国真的要考虑和中国开战，这些疑惑便会变得更为复杂。那时美国的军事投资或许真的会变成皇帝的新衣，在花费大笔军费开销之后，只能够尽量避免直接冲突，这不应该是美国所希望看见的。
第五，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是进入消费和服务型阶段，这将成为全球最大的采购源头，就好像美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如果中国成功完成转型，那么中国对美国的影响力，特别是就业和出口，将会是最大的中美关系改善的诱因。关于这一点美国的企业看得见，但美国的政客，特别是国会里受意识形态所影响的顽固派却视而不见。以后几年，这样的觉醒将会逐步出现。
然而，这位身为生意人的美国总统又是否能理解？会怎样理解？这都将会产生关键作用。如果他将自己极好表现、近乎「自恋」的性格加以收敛，或者作为原来的生意人，那么或许会为美国日后几十年的发展产生很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