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论》化简为繁的振兴券会成功吗？
日前主计总处发布国内经济展望更新预测，预估今年民间消费将遭逢自2009年以来的首度衰退，民间消费金额相较于2月份预测值减少了2,677亿元，使得原本预期民间消费将较去年成长2.14％，逆转为衰退0.65％，也导致我国今年经济成长率从2月份预测的2.37％降至1.67％。为减缓消费急遽萎缩对国内经济所带来的冲击，行政院上周公布了「振兴三倍券（振兴券）」措施，期能为疲软的消费动能增添薪火。
近月行政院即传出将在国内疫情趋缓之后，采取振兴经济措施，也就是所谓的「防疫─纾困─振兴」抗疫三部曲。原先传出的刺激经济方案是发放让民众花4千元可折抵1千元的「酷碰券」，但被外界批评不接地气，尤其在如此不景气的大环境下，民众消费倾向本就偏向保守，酷碰券恐难有效刺激消费意愿。经过了两个月的修正，行政院上周公布的振兴券规划采用类似2009年消费券的精神，即由政府发行可供民众用于消费的有价证券。振兴券和消费券的相同点是：为求能在短期间刺激景气，两者皆设定了使用期限，且为确保民众将券全数投入消费，限制不得找零和变现。然而，有别于消费券相对单纯的发放与使用规范，目前民众对于行政院的振兴券措施，普遍存有规范不明、使用限制多且复杂的刻板印象，也引发何不直接发放现金的议论。
就政策分析的角度，不论是发现金、消费券或振兴券，政府都必须向人民说明三个问题：政策目标为何？如何确保效益？有更好的替代方案吗？首先，政院宣布的「振兴三倍券」，政策目标理应是提振景气，倘若如此，则吊诡的是，目前振兴券的使用规划，设有排他条件，其中最受到关注的是排除电商网购的使用。官员指出，这次电商平台在防疫期间受到的冲击较小，甚至部份业者的业绩还逆势翻扬，为帮助实体店家，振兴券适用范围将排除纯电商业者。我们认为，此机制设计对电商业者不甚公平，理由有二：其一，若政府以业绩不受影响为由，排除电商业者，则当前的政策应定调为「纾困」，而非「振兴」。其次，政府忽略了新零售时代线上与线下活动已高度融合的现实；以外送平台为例，平台所服务的业者多为中小型商家，这些商家透过平台功能扩大服务范围，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倘对电商平台设限，最终受害的并不仅限于平台业者，更多的是仰赖平台服务的中小型商家；另一方面，犹记得防疫期间政府鼓励商家加入能提供零接触服务的平台服务，平台业者在防疫期间为众多商家减缓疫情冲击，现在却被排除在振兴措施之外，政策的公平性实有讨论的空间。
其次是效益问题。过去在讨论消费券政策时，主要考量是发现金容易被转为储蓄，不易在短期内发挥刺激景气的效果，但消费券的问题是，虽然设定了使用期限，仍可能产生消费替代效果，即民众将消费券用于支付原本既定的消费支出，而未因为获得消费券这笔意外之财而增加消费。审计部报告指出，当年消费券政策因替代效果偏高，且未能多次流通，导致乘数效果有限，即便考虑了民众搭配现金或信用卡的加码消费，消费券的替代效果仍高达67.4％（即民众原先要支出的100元消费中，有67元用消费券支付，而省下的67元现金，未再做额外消费），故审计部报告的结论是消费券对经济成长的贡献不如预期，对当年度GDP贡献约0.28％～0.43％。
回头看振兴券，政院表示，有别于消费券的直接赠予，民众必须先花1千元购买价值3千元的振兴券，乍看之下振兴券似已成功诱发民众1千元的支出，因此替代效果可能低于消费券。然此说法有待商榷，试想一下，假设民众打算将振兴券全数用来购买必需品，则原本的1千元本来就是要花掉的，即便先拿去买振兴券，最后仍会用于替代原本的消费支出。因此，振兴券效益能否彰显，关键在于民众愿不愿意在振兴券之外加码消费，而不能将取得振兴券的先期投入当作是诱发消费或加码。此外，此次振兴券新增线上支付功能，诉求是便于使用，但振兴券的成功关键之一是借由流通次数来放大乘数效果，将振兴券绑定线上支付基本上已确定无法二次流通；易言之，愈多人绑定线上支付，振兴券欲借由流通来放大的乘数效果将愈弱。
最后，凯因斯曾说，政府可在不景气时雇用工人在路面挖洞，接着再找另一批工人把洞补起来，借此创造有效需求。我们知道，政府扩大支出必然对刺激经济带来若干效果，但任何政策都有机会成本，实行与否，端视其必要性和效益。消费券的经验告诉我们，发券振兴经济效果有限，但它却是赢得民心的有效手段，有权者在适当时机也总是跃跃欲试。我们认为，当政府自认推出极富创意的振兴券政策时，也应思考政策是否符合简政便民、公平效率和成本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