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论》以昔日蔡主席思维检视今日对美贸易谈判
十年前国民党执政，积极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谈判时，屡遭在野的民进党挑战，当年总统马英九与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为此还进行了一场辩论，蔡主席于这场辩论里念兹在兹的是贸易开放对台湾产业、就业的影响及财富重分配的恶化，其苦民所苦的神情，令人难忘。
我们重温一下2010年4月的这场论战，当年蔡主席认为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虽可创造出口的利益，但不可忽略市场开放对国内产业、就业的冲击，她认为两岸这份自由贸易协定（ECFA）会引发有史以来最大的财富重分配、最大的经济结构调整危机、最大的产业调整危机，而这个调整和重分配对广大受薪阶级层、农民最不利。
她引述当时世界贸易组织（WTO）秘书长拉米（Pascal Lamy）的谈话表示：「开放贸易不是万灵丹，也不是国家经济繁荣的保证，开放贸易的效应只有在整体政策配合下才可以真正实现，如果开放贸易带来的利益只集中在少数既得利益者的身上，而增加了社会成本，这就失去了政治的正当性。」
当年蔡主席还认为：「自由化的过程中，有一组人注定是输家，我们要给他们创造就业机会，以及可期待的人生，这才是一个总统该做的事。」
对于当年政府积极推动两岸ECFA谈判，蔡英文在这场辩论中也点出：「这种非签不可、愈快愈好的态度是犯了谈判的大忌，这形同把谈判筹码交在中国的手上，真不知道后面的谈判还有什么可以期待的？」
那么，如果不积极推动两岸ECFA，那台湾该怎么因应区域经济整合，如何不被边缘化呢？蔡主席认为台湾已加入WTO，享有最惠国待遇，在关税上并没有被歧视，况且WTO也有很多部门别的谈判在进行，而且影响竞争力的不只是关税，她说：「只要我们经济有实力，就没有人能遗忘我们，也不会有边缘化的问题。」
我们认为蔡主席当年的论述十分正确，台湾在多边贸易体系里所享有的最惠国待遇，已让我们62％输美产品享有零关税、55％输欧盟产品享有零关税，尤其是我出口最大宗的电子产品多数已没有关税问题，因此与任何国家要谈自由贸易协定，自应有策略而不宜躁进，一旦过于急躁便容易为对方识破而予取予求，如当年蔡主席所言，这便是犯了谈判的大忌。
但如今政府推动台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急迫更胜当年，总统在接见美方官员时总是力争早日洽签台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在APEC或TIFA等场合我方代表也一再向美方表达我洽谈自由贸易协定的意愿，这次我国开放美猪、美牛正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行政院直言：「开放美牛、美猪将扫除台美洽谈双边贸易协定（BTA）及自由贸易协定（FTA）的最大阻碍。」
事实上，美牛、美猪原可做为谈判筹码，但由于我国如此渴望与美国洽谈自由贸易协定，被美方看透，以致筹码尽失。不但筹码尽失，日后真上了谈判桌，美方要如何狮子大开口，可以想像，一纸提振台湾出口竞争力的协定，弄不好极可能会成为开放市场的城下之盟。试想，这个急于和美方洽谈贸易协定的态度，岂非犯了谈判大忌？套用蔡主席的话：「把我们自己的未来及谈判筹码交在美国的手上，真不知道后面的谈判还有什么可期待的。」
昔日蔡主席引述拉米（Pascal Lamy）那段谈话非常有见地，自由化不是万灵丹，也不是国家经济繁荣的保证，以之评论两岸自由贸易谈判适当，用来提醒台美贸易谈判自然也是合适的。若当年对大陆开放市场会出现产业结构调整、经济结构改变以及财富重分配这三大危机，今日对美国开放岂能幸免，惟政府可曾评估过对美开放后所要付出的社会成本与政治成本？
对于当年马总统表示两岸ECFA可创造利益，并创造26万个就业机会，蔡主席反驳模型很多假设是不存在的，甚且模型只是一再的重复计算出口的利益而没有考虑进口对台湾失业的冲击，她直言这些评估很多是夸大不实的。那么，今天我们也要问问台美洽签BTA或FTA的评估做出来了没，既然当年直指模型有这些问题，未来的评估千万不要再重蹈覆辙才好。
我们当年曾以《没有策略的自由化，非福乃祸》为题撰文提醒马政府自由化必须有策略而非盲目开放，必先确立产业政策，才能规划谈判方向，进而在谈判桌上赢得优势，今天我们同样以此向蔡政府建言，事实上，当年的蔡主席和我们的看法颇为相似，十年过去，主客易位，今天蔡总统应该回想一下昔日辩论时的思维，反思一下十年来不变的价值观，并以此检视今日的谈判策略，修正对美的谈判步调，如此方可以让这一纸协定于日后成为协助台湾经济前进的踏脚石，而非绊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