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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玮／《和杜维明对话》5之3：中美当下两个民族主义的碰撞

▲笔者认为中美当下两个民族主义在碰撞，令人忧虑。（图／达志影像／美联社）

●周天玮／专栏作家，美国金融与国际投资律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博士，曾担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复旦大学法学院访问教授，著作有《法治理想国：苏格拉底与孟子的虚拟对话》，在中西哲学与东西方比较课题别有心得。

周天玮：在前面的谈话当中，您特别谈到「权威式的民主」，就好像「残忍的仁爱」这个概念，本质上自相矛盾。我们就从这个话题进入关于制度面的讨论好吗？

周天玮：换一个角度来观察这个世界，我们如果反思现代和民主，不能不看到后民主时代在本世纪以来所暴露出的种种荒谬性。美国的三权分立已经演化为三权僭越，司法独立和司法权的发展形成司法苛政这样一个畸形产物，法官造法每天在侵犯国会的立法权和行政部门的执行权，一个联邦法官的一纸禁制令一旦颁布，当天便可以号令全国，过去这7、8年，各式各样的现代版的「酷吏列传」也已经上演。同时，虽然在后现代经济体之下的各种行业都受到高度的行政监管，但是新闻媒体这样一个庞大的第四权却不受任何约束，洞穴化和部落化的媒体（借用弗朗西斯•培根的语言），任意扭曲事实，党同伐异，以致于今天有平均高达7成的美国读者不相信媒体。我们更可以经常看到许许多多法律的武器化和工具化的现象，与西方高举的法治原则背道而驰。您怎么看？这里面似乎也都实际存在着若干程度的残忍与仁爱的矛盾。事实上，全球化以及全球精英与建制的失职和失能，导致民粹泛滥，正直接冲击到文明的对话，您在前面提到的弗朗西斯•福山已经转而关注美国体制的衰败。

杜维明：民粹主义反精英，对人类会导致重重不利的限制，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追求卓越是不可避免的。另外我始终认为，多元好过一元。多元会出现各种问题，但是像是美国的社会力量大过政府，其结果还是美国的优点好过缺点。一言堂最明显的不利，便是北朝鲜，社会的积极性和动力得不到发挥。互相僭越是难以避免的，制度太僵化不好，日本长时间一党独大，但是仍然有活动空间。

▲杜维明在柏克莱和作者对话三个半小时，精神奕奕。（图／朱宝雍摄影）

周天玮：您的这个观点属于宏观角度，耐人寻味。那么回过头来说，中国对于美国制度解体的反应会是什么？多层级政治选举，以及权力分立和制衡，不是中国目前最高阶层所乐见的发展方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所所长房宁提出「民主的中国模式」便具有代表性，他认为按照中国国情，人民权利的保障首要是一个集体而非个人概念，必须和国家权力的集中相互协调，并取得统一，因此这个模式的特质是扩大协商、寻求利益公约数、附带减少矛盾内耗，而不会去推行西方常态的分歧竞争和赢者全拿。这个协商民主模式的背景一部分来自于现阶段中国的政府功能。中国经济覆盖面大、差异性突出，所以政治的特点是必须集中资源，制定发展战略，协调区域均衡，并且对市场进行必要的干预和调控，才能够一面持续奋进、扩大增长，一面做好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在大陆活跃的加拿大籍政治学者贝淡宁因此得出一个结论，大陆无法承受台湾式的民主，贤能政治更适合中国，您似乎不同意这个看法。另外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早年的著作指出，中国的政治文化，历来是「文化中轴」式的，相对于西方的「制度中轴」，两者判然。您怎么看？

杜维明：那么要看协商民主过程中，个人能不能有独立性？协商对手要能够参与、构成效果、受到重视，否则只是抬轿子。协商要有多元倾向，不可以是大集体，而是中集体、小集体，协商才有意义。至于文化中轴式的政治文化，那么要问，文化和意识形态能否分开？资源能否分开？有没有批判精神？能否质疑，并且产生效果？会不会出现文化暴力和政治调控？不过，中国看起来会走一条独特的道路。

周天玮：您怎么看目前发展中的中美对抗和中美对话？

杜维明：美国步入了后世俗主义，对内对外信任度特别低，知识界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便是美国发动贸易战是为了要自私自利。至于中美可以对话之处太多了，在医疗体系、普及教育等等方面，彼此都可以借鉴，特别是生态环保方面。最重要的是中美之间需要进行核心价值的对话。人权与责任、自由与正义、理性与慈悲、个人尊严与社会和谐之间都是相辅相成的。尼布尔神父说过，人性恶需要民主；人性善民主才有可能。在2012年12月26日，我们在加州克莱蒙酒店举办了第四次中美核心价值对话。与会的罗伯特•贝拉先生在发言的时候指出，中美各别的民族主义是中美共同的挑战，真是极有远见。

周天玮：中美当下两个民族主义在碰撞，令人忧虑。

周天玮／《和杜维明对话》5之3：中美当下两个民族主义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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