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TW／中共和西方政党 究竟有何不同
文／应濯 崔男
在一个社会里产生什么样的政党，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若翻开政党史，可以看到政党的诞生、演变的规律。时至今日，政党数量越来越多，演变速度也越来越快。长期以来，因为中共与西方政党有太多不同，所以很多受西方思潮影响的人认为中共迟早会崩溃，变得与西方政党大同小异。但中共迄今非但没有崩溃，还在西方政党屡屡显露出严重问题的同时，创造出发展奇迹。这让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疑问，中共究竟与西方政党有哪些差异？
在不同历史和文化背景下诞生的政党，意味着彼此产生的基础和土壤不同，也注定政党理念、组织型态及其建立的政治体制会大相迳庭。西方文明史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自那时起就存在城邦民主，且城邦国家林立，对外的海上贸易活动盛行。后来虽然出现过几次大一统帝国，但存在时间有限，且具有一定程度的贵族制。换言之，在西方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并未出现明显的中央集权大一统，世俗政权的力量一直不太强势，盛行「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所谓国王只不过是最大的贵族或领主而已。即便是被人称为专制黑暗的中世纪，也始终存在宗教权力和世俗王权的相互制衡。宗教改革后，世俗政权扩张，宗教神权退缩，但国王也必须联合新兴的资产阶级才能一起对抗教宗。世俗政权的羸弱，使西方近代在反宗教神权和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并未形成对世俗政权的信赖，而是演化为一种个人主义本位的国家理性，强调社会契约精神，重视对个人权利的保护，限制国家权力，重视程序正义。
在不少研究者看来，正是因为西方缺乏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历史传统，加之古希腊的民主文化渊源，所以在500年前地理大发现后，西方才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过程中，逐渐发展出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社会契约精神，形成一种「小政府、大社会」的传统，并延续至今。
中国则是一部不断走向大一统的历史，虽然有过多次分裂，但最终趋势仍朝向大一统，进而奠定中华文明的主体疆域。自秦朝以来，中国就摒弃周朝的分封制，建立在郡县制基础上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此后两千多年里，尽管分封制偶有复辟，但整体以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为主，而这套制度经历了不同朝代的巩固和完善后，在明清时期达到顶峰，既和古代「大一统」思想有效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发展，又使得中华文化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断流的文化。
相较于西方文化中强烈的个人主义传统，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华文化诞生于农耕社会，形成了以「家庭」为中心的「家－国－天下」秩序，与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相辅相成，重视人伦和道德修养，强调「秩序」和「统一」，具有浓厚的集体主义倾向。在认知方面，与西方重视纯粹理性不同，中华文化主张经世致用，强调实践理性，孕育出丰富的道德文化。在国家治理方面，西方讲求性恶论，发展出完备的法治系统，而中华文化推崇性善论，故存在重礼治教化、轻法治的传统。
意识形态的差距
正是因为中西截然不同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根基，所以不同背景下产生的中共和西方政党，自然在意识形态、组织型态和政治体制上存在明显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观点。
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指社会思想与制度等）的组成部分，会对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产生潜移默化的指导性作用，同时也会对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尤其是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更对社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西方政党之间尽管并非铁板一块，不同政党的意识形态有着区别，但大多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即自由民主理论。该理论先是承认人的尊严和价值，认为人是目的而非手段，主张群己权界，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主体，只要不侵犯他人，皆有自由的权利。在政治上，它既认为政府是避免所有人与所有人战争的必要之举，又担心政府这头「利维坦」（Leviathan，古代传说中象征邪恶的海怪）滥权，所以必须透过分权制衡和宪政，限制并规范政府权力。应该说，相较于容易酿成暴政的君主专制体制，这种理念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彰显出自由和民主，因此不少人认为自由民主是「历史的终结」。
同时中共尊奉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非常重视人民的整体利益，有一种民本主义的思想，认为「民惟邦本」、「民贵君轻」和「民水君舟」；另一方面却不迷信民主，也不赞同民治，提倡为民做主。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看来，社会多数人并不具备足够的理性和能力进行民治，所谓「同是人，类不齐，流俗众，仁者希」，故应该透过制度设计把德才兼备的菁英选拔出来，由他们来实现「保民－养民－教民」。至于马克思主义（Marxism），本源自西方，却与中国自古以来的历史文化传统有诸多耦合之处，比如共同的集体主义价值，都重视历史传统与人的中心地位、都强调辩证思维和实践理性，加之一些历史原因，在中国获得远超过西方的接受度，重塑中国人的政治话语体系。
目前自由民主理论有西方强大的国家硬实力作为后盾，加之中共正陷入理论危机，暂时未能整合传统文化、马列主义和西方文明，提出一套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故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处于守势。即便如此，若想理解中共与西方政党的差异，就不能不了解其背后的意识形态。
以组织型态和结构的严密化程度而言，西方政党大体分为两种：刚性政党和柔性政党。刚性政党的党章相对严谨，具有一贯性，党纪相对严格，党员实行登记制度，不能随意参加，各级党组织职权明确，党的领导人有较大权力。这种政党在欧洲比较常见，特别是倾向于工人群体的政党多属于此类，如英国工党（Labour Party）和法国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柔性政党的党章则比较模糊，党纪相对松散，甚至没有党员登记制度，各级党组织职权比较随意，往往在选举期间才发挥作用，且主要以协助候选人竞选为主，没有实质领导权，美国的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共和党（Republican Party）即属于此类。
而中共的组织型态和结构则完全不同，它的党章非常严谨、明确，党纪十分严格，入党程序复杂、门槛高，几乎实行军事化管理，在思想和行动上高度统一，严格禁止一切公开的或秘密的派系活动，各级党组织属于垂直管理关系，党的领导人在民主集中制的架构下拥有最高领导权。
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差异在于西方政党普遍产生于选举民主体制之下，以程序正义为核心的法治相对完善，使得它们能够透过和平的选举运作掌握政权，而西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盛行，注重个人的理性作用，严格的党纪制度缺乏市场，加之西方社会的发展至今已相对成熟，治理挑战相对有限。反观中共诞生于一个有着数千年君主专制传统，且内忧外患、军阀常年战乱不止的近代中国，它要面对的是「两千年未有之变局」和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挑战，不是「要不要选举」的问题，而是「要不要革命」的问题，缺乏透过选举以改变国运的条件。这种现实，令中共注定只能是一个列宁主义（Leninism）政党和革命党，而不是一个选举党。
对革命党来说，要实现革命理想，必须在党内建立严密的组织结构和纪律，以达到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的效果。当然，像中共之类的列宁主义政党革命成功、掌握政权后，又无一例外地面临着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挑战，特别是如何兼顾维持政治秩序稳定，还要展现多元和民主的困境。
政治体制的区隔
政治体制是国家结构形式，指国家的权力安排方式及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也被称作政权组织形式。西方政党赖以维系的体制是选举式民主，国家权力透过选举进行转移和分配。此种体制注重权力制衡，有政府、社会与公民权的划分，有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的纵向制衡，同时有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的横向制衡，以及政务官和文官的分工。此外，西方体制强调政府的「节制性」，政府不能过度干预市场，属于「小政府、大社会」的范畴。
而中共建立的政治体制属于威权体制，一党执政是基本特征，权力只能在执政党内部分配，且党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是广义政府的领导者和构成主体，「大政府、小社会」的特征明显。
当然，中共体制具有一定色彩的混合体制特征，起主导作用的中共，有点像君主，汇聚名流的政协有贵族制特征，人大和党内民主制度又带有民主制特色。只不过民主的成分相对有限，而这种治理体系也有待改进。
本文所述四方面，不在比较孰优孰劣，只是揭示出二者的差异。对中共而言，包括意识形态危机、亟待治本的腐败，以及去专制化，都是必须克服的严峻问题，要透过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已有的经验以厉行改革。另一方面，那些长期受西方思潮影响的人士，也有必要放下意识形态的偏见，尤其是中共正积极透过中国崛起而传递出巨大外溢效应，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情况下，理解它，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急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