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弋丰/习近平为何说国民党背叛革命?

▲习近平在中国解放军举行建军90周年庆祝大会上,痛批国民党背叛人民,所为何来?(图/路透社提供)

8月1日,中国解放军举行建军90周年庆祝大会,习近平同时兼任总书记、国家主席,以及中央军委主席,自然要到大会上发表谈话。可是他一发言,许多台湾人可愣住了!因为他痛批:「正当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背叛人民,向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血腥的屠刀。」

中国八一建军节的由来,是为了纪念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习近平因此特别提到:「南昌起义连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标志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

台湾人大概多半没听过南昌起义,更不晓得秋收起义,对广州起义也雾煞煞,恐怕乍听之下还会以为「正当大革命如火如荼」的「大革命」是指战后国共内战,但是只要一对上年代,1927年,咦?这哪是二战以后,不就活脱脱是台湾过去国民党历史课本老爱吹嘘的「蒋公北伐」年代吗?

蒋介石在北伐誓师大会上发表演讲。台上左一为蒋介石。(图/视觉中国CFP提供)

没错,习近平这边说的「大革命」指的就是蒋介石的「北伐」,熟读过去台湾历史课本的读者一定会觉得奇怪:为何北伐会变成共产大革命?其实就共产党的角度来说,这样讲并没有什么不对,因为孙文晚年与苏联合作,甘心成为苏联向外输出共产革命的合作伙伴,在共产党来说,北伐就是共党的大革命。

原本苏联协助建立军校是为了培植共党在中国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所需的军事力量,而一开始国民党人也不避讳是革命的一部分,譬如王柏龄在《黄埔军校创始之回忆》中回忆苏援时说:「我们不能不感谢我们革命的朋友苏联。也唯有革命的朋友,才有这样的帮助。」

事实上,黄埔军校正是在苏联财力与物资支援,以及派遣苏联教官、顾问协助之下,才得以成立,建校之初,只有广东土造79毛瑟枪30支,之后是苏联运来所需步枪(第一批8000支)、大砲、机枪、飞机、弹药,军校才得以成立。黄埔第一期之中有大量日后的解放军大将,甚至周恩来是政治部副主任,叶剑英还担任教授部副主任。

不仅如此,蒋介石之所以能得到黄埔军校校长的位置,也是因为他是国民党派往苏联参访的代表团成员。他参观军事学校、武器装备,还拜会红军之父托洛茨基,外交人民委员齐采林等人,回国后蒋介石写了参访报告《游俄报告书》。然而,蒋介石以访苏联自重,故意滞留故乡迟迟不回广东,孙文到12月30日终于等不及,致电蒋介石:「兄此行责任至重,望速来粤报告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蒋介石1924年1月16日回广州报到后,被委派为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

▲大概许多人都不知道,黄埔军校其实是当时的苏联协助成立的。(图/视觉中国CFP提供)

蒋介石日后拚命强调反共抗俄,但是当时的蒋介石可不是如此,在《陆军军官校第三期同学录序》发刊原文中,蒋介石说过一些现在看来简直不可思议的话:

「共产党是(孙文)总理一线相传在国民党内的命脉与血统」

「直接实行三民主义就是间接实行国际之共产主义

「三民主义之成功与共产主义之发展,实相为用而不相悖。」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中的一部,世界革命不能无共产主义。」

「未有对共产主义以诚,而对三民主义不诚者也。」(李敖曾于《蒋介石研究四集》《蒋介石是共产党》文中详述。)

蒋介石还对当时的西山会议派不以为然,称他们反共,则我们要反反共。

日后,蒋介石当然要把这些言论窜改抹消掉。党史委员会出版的《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里头这些句子全消失了,当然,蒋介石更要亲自消毒,因此特别写了《苏俄在中国》一书,里头特别强调他是反共先知,在国民党人都还傻傻地被苏联骗的时候,他就写信给廖仲恺,抨击:「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绝不信吾党可以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

这个矛盾,就是历史课本上轻描淡写带过的「联俄容共」。

无论如何,黄埔军校是苏联红军式的训练,也培养大量共党军事人才,所以,当北伐发动时,共产党认为那是自己的大革命,也是再正常不过而已。

但是蒋介石为何会从把三民主义跟共产主义相提并论,北伐到一半就要清党呢?这就牵涉到北伐的另一个秘密。北伐为何势如破竹,历史课本上都讲是因为「黄埔精神」以寡击众,但是这个叙述有个严重的数学逻辑问题:

黄埔第一期645人,第二期仅449人,因为拉去打东征而死伤惨重,第三期1233人,遇上第一次东征,刚入校就成立入伍生总队负责广州市区、黄埔和虎门等地的治安勤务,之后参与敉平杨刘叛乱,没能好好上学;第四期2,654人,一般认为是参与北伐的五期学生之中唯一受到较完整训练,真正有「黄埔精神」的一期;第五期学生入学时原本有3,300人,入学没多久马上遇上北伐,直接就被拉上战场。

所以整个国民革命军之中,真的有「黄埔精神」的不过几千人,而历史课本可是写着北伐军有10万人,10万人中的几千人完全可略,从基本逻辑就知道「黄埔精神」不可能是影响战局的成因,更别说黄埔所属的部队在北伐战役中实际战绩并不理想(例如后面会提到的害老蒋下野的徐州战役)。而且,以寡击众再怎么厉害,也不可能部队越打越多吧?

那真正的胜因到底为何?蒋介石还归因于《三民主义》有思想领导信仰的力量,这种说法,也不能说完全错误,因为真正的原因,或可说是《民生主义》。

北伐一开始,蒋介石江浙老乡的金融巨擘就认为这个同乡「奇货可居」,高扬所撰写的《陈光甫外传》中描述,陈光甫在北伐初期即找上蒋介石,蒋介石缺乏军资金,陈光甫银票就开下来不手软,蒋介石有了江浙财力的全力支持,很快发现「用买的比打的快」,利用财力与交涉能力,把对手手下将领连兵带将直接买过来,「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就这样给买倒了。

蒋介石本来与共产党之间矛盾已经愈来愈深,但还能互相容忍一起北伐。当他接受江浙财团支持而一路挺进时,状况就不同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主张「有土皆豪,凡绅必劣」,在国民革命军攻克的地方「打土豪」无端杀害地主分田地财产,要是让他们在上海把这些财阀都打死分钱,那可不得了,拿人的手软,蒋介石自然要保护金主的人身安全与财产权,于是,蒋介石所属部队开始逮捕、枪杀共产党员与抗议工人、捣毁总工会,事态很快发展到「四一二事件」解散上海总工会,捕杀共产党员,公开全面清党。

共产党本来正在一起北伐,眼看势如破竹,形势一片大好,突然之间成为遭到剿灭的对象,当然觉得遭到背叛,至此我们就可以了解习近平所控诉的:「正当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背叛人民,向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血腥的屠刀。」

共产党当然也不会坐以待毙,此时另一路北伐军已经攻克武汉,国民党将政府组织迁到武汉,于是共产党就想以掌握武汉政府来制衡蒋介石,蒋介石的反制之道,是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造成历史课本上所说的「宁汉分裂」,但是到了7月,武汉的汪精卫也认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武汉政府权力,决定「和平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自此结束,共产党决定在南昌发动起义,也就是前述「八一起义」,8月1日共军攻下南昌,但马上遭到国民党部队包围而撤退,一路惨遭追击到处窜逃。

武汉方面联合唐生智,蒋介石联合新桂系,双方打起「宁汉战争」,武汉方进军南京施压,蒋介石又在对抗军阀张宗昌的徐州战役中战败丢失徐州,导致新桂系反而投向武汉方,新桂系白崇禧公开抗命拒绝与武汉方作战,蒋介石无可奈何,只能主动下野,促成「宁汉合流」。

新桂系成功倒戈逼蒋介石下野,消除了南京政权,又同时联合西山会议派把武汉的汪精卫也排挤下野,成为宁汉合流后新的领袖,但是这又引发唐生智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宣布「护党」公开反对新桂系,宁汉战争成为新桂系领袖李宗仁与唐生智之间的「李唐战争」,最后以唐生智溃败告终。

共产党则趁着两方内斗的时候,于9月发动「秋收起义」,但是起义后溃不成军,毛泽东只能收拾败兵前往井冈山。新桂系这下打垮了国民党内主要竞争对手,但是这个位置也坐不久,被新桂系摆了一道的蒋、汪两人,联合起来,策动张发奎黄琪翔,发动「广州张黄事变」打击新桂系政治盟友李济深,使得蒋介石、汪精卫复出。

▲曾被迫下野的汪精卫(左)与蒋介石(右),在「广州张黄事变」后重新复出。(图/翻摄自维基百科

1927年12月,共产党又巧合地帮了蒋介石一个大忙,当共党发动1927年的最后一次起义「广州起义」,虽然很快遭到张发奎、黄琪翔歼灭,但是也让两人声望一落千丈,蒋介石趁机重新联合新桂系、李济深打倒张黄与汪。最后张发奎、黄琪翔下野,汪精卫也连带被迫二次下野,蒋介石又重新掌握大权。

这就是习近平所说的「南昌起义连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但是,当时可不是「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而是共产党全面失败,在这片混战中搅局对日后取得政权一点帮助都没有,只是意外帮了蒋介石一把。

日后国共两方写历史,国民党就把蒋介石、汪精卫、李宗仁、唐生智、张黄事变这一大段「网内互打」给说好不提,模糊的用个「宁汉分裂」带过,推称北伐中断都是共产党的错;共产党则是把三次大失败,只帮了蒋介石重新上野的尴尬,美化为「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

两方各自乱改历史,最后的结果就是,当台湾人听到习近平说「大革命如火如荼」不晓得那就是北伐,两岸彼此难以理解、鸡同鸭讲,也都无法从这段历史中得到任何教训。说到底,历史实在应该以还原真实为务,不应成为政治宣传工具,否则终会丧失所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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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弋丰,台大医学系毕业,现任科技新报数位内容行销总监。以上言论不代表本网立场。88 论坛欢迎更多声音与讨论,来稿请寄editor88@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