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孟皇／避免阶级化的法官人事
▲有司改推手之称的司法院秘书长吕太郎将在10月升任大法官。（图／记者李毓康摄）
由于具有前总统府司改国是会议委员的身分，最近我收到召集人寄来「司法改革第四次半年进度报告」。这份报告洋洋洒洒，对于总结会议各项决议的进行，一一具体条列，看得出来司法院、行政院及其部会相当努力，推动了不少法制的变革。可是，对照司法院不久前才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司法公信依旧低迷，仅二成七民众对司法改革成效表示满意。
何以致此？我知道「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的道理，了解司改无法速成，也不会像论者所批评的，说这是「作文比赛」。不过，诚如政务委员罗秉成所说的，政府应致力于找出司法的病灶，让改革对症下药，才能打造以人为本、为民定分止争的司法。
为何司法公信依旧低迷？司法院主事者有无对症下药？人们常说：「法律实现看个案。」则司法公信当然跟民众实际参与诉讼、媒体报导的具体个案有关。就在半年度报告公布前后，先后爆发：最高法院霸凌分案争议、新竹地院庭长「公器私用」助理、司法院人审会审议通过的俞姓法官却遭职务法庭予以免职惩戒、在检察总长未提非常上诉的情况下，最高法院自行将乌龙判决裁定无效等等事件，这如何让人民信赖司法？
这些是偶发事件，不该苛责司法院？俞姓法官审判时严重违背程序及迟延的问题，我于105年8月间奉派前往桃园地院视导时，已将她的违失行为一一列载陈报，司法院人审会于106年初审议时，却仍让她成为宪法保障的终身职法官。职务法庭之所以能够以相同的违失行为，做为惩戒事由并将她免职，关键因素在于监察院对她提案弹劾，发挥了外部监督制衡的效用。
再者，霸凌分案争议一事，问题源头包括：最高法院采行限量分案方式、郑玉山院长在未有分案要点与分案规则不明的情况下力推专业法庭制度（出事后已取消），以及为了美化年底未结案报表，未经过法官会议决议，以欠缺法律依据的「民事庭庭长暨民事法官司法事务分配小组会议」改变常态化、随机性的分案方式。对此，由年轻世代法官组成的「法官改革司法连线」已正确地指明：特定类型案件都涌向同一位法官审理，有违法定法官原则。
台湾司法因为扁案换法官是否有违法定法官原则的争议，司法公信曾遭受严重质疑，一、二审法院对此都戒慎恐惧。吕太郎秘书长早在107年4月间对于霸凌分案争议，即知之甚详，却不襄助许宗力院长行使司法行政监督权限，任凭最高法院推诿卸责，杨絮云庭长夫妻才会在时隔一年多后，召开记者会控诉不公，也才会有最高行政法院庭长吴东都所指：「希望司法院现在不是在放暑假」的批评！
淘汰不适任法官、分案公开透明，是确保人民诉讼权益最重要的屏障。但从上面的说明可知，司法首长显然不是以公共福祉为考量，而是把「和谐」、「与人为善」做为主要执政方针。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的法院体系仍然比较像是个阶级化、官官相护的「官场（官僚体系）」，而不是一个以人权保障为运作准则的组织。
宪法要求法官应依据法律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干涉，与一般公务人员应服从上级长官命令者，显然不同，法官的人事制度自应力求平等，避免阶级化。可惜的是，清末民初创设法院体系时，仍沿袭传统官僚体制，将法院设计成阶层化、科层管理的组织，并让法官重视职业生涯的升迁事宜，以致不少法院内院长、庭长、审判长、法官各阶层分明，开会时名牌必须一一辨明，不可弄错，更遑论迁调上级审服务有所谓的「升官」思维。因而，有兼任审判长的法官被选送出国进修，明明并不是行政上的职位，同仁也告知美国并没有类似的职称时，还是要想方设法让自己的英文履历出现类似「审判长」的职称。
由于法院的阶级化，少数在乎升迁的法官为期获得拔擢，自然期盼着「长官」的好感、奉行乡愿和谐文化，并在乎绩效管考下的结案数字，而不考虑因循陈规旧例断案是否符合个案正义。在这种体制下担任司法首长，多数早已远离法官本业，由于多年未实际办案，根本不知道审判的困境所在，也不知道真正的民怨所系，所推出的司改政策自然隔靴搔痒；出现司法弊端时，更不可能甘冒大不韪地推动变革，霸凌分案、俞姓法官案是最好的佐证；唯有在担心舆论沸腾时，才会出现论者所说「抓小法官祭旗，不敢查最高法院」的情况，因为许多司法院厅处长仰望着去最高法院，为了「仕途」，谁愿意去捋虎须？
我担任法官十几年以来，历届司法院院长都不是法官出身，因而高度仰赖秘书长的襄助；而除了其中一人之外，历届秘书长都是久浸司法官场文化者，长期以司法、法务行政职为本务，期待他们勇于任事，大刀阔斧解决司法沉疴，比较像是缘木求鱼。还好，法官法通过施行后，明订担任司法首长原则上以六年为限，再出现屡屡在行政职位上转台的秘书长的情况，已不太可能。期盼吕太郎秘书长「高升」大法官之后，台湾的法院体系不再是个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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