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昌坪／假新闻入罪 维护了社会秩序还是限制言论自由
▲有立委提议修法针对假新闻入罪，但就公共事务的讨论而言，修法所造成的不利益与维护公共安宁之间，究竟孰轻孰重？（图／Pixabay）
据报载，立法委员邱志伟、苏震清拟修改《社会秩序维护法》（下称《社维法》）第63条，针对未经查证在网路散播传递假新闻、假消息，足以影响公共之安宁秩序者，可处以3日以下拘留或3万元以下罚锾。立委邱志伟并表示，《社维法》第63条原本即规定：「散布谣言，足以影响公共之安宁者，处3日以下拘留或新台币 3万元以下罚锾。」既然散布谣言本来就要被处罚，现在只是将假新闻视为谣言，并将之明确定义而加以处罚，所以并无问题。
邱立委说的没错，《社维法》第63条第5款确实有处罚谣言的规定，但是国家以限制人身自由（拘留）为处罚效果，现在甚至进一步要把网路上的假新闻、假消息视为谣言而处罚人民，此种方式是否合宪，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首先，本次修法所增加的「未经查证」此一构成要件，看似把处罚对象限缩在没有事先查证的人，好像可以合理限缩处罚的范围。但是，现在大多数人几乎人手一支智慧型手机，而且因为网路科技的成熟化和普及化，也可以随时上网发表、传递各种资讯，所以在法律上实难以清楚定义，究竟何谓「查证」。
举例而言，张三在自己的FB上贴了一篇文章，李四看了觉得有几分道理，于是也分享在自己的FB上，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查证，究竟是指李四只要先询问张三，究竟文章内容是否为真实即可，还是李四必须自己就文章内容的真实性加以考究？事实上，无论如何定义查证，都必然会引起寒蝉效果，而且网路上还有成千上万个王五和赵六。
姑且不论宪法第11条保障每一个人的言论自由，前提是必须确保「资讯的自由流通」，也暂且不论言论自由具有让人民可以实现自我的高度价值（参照大法官释字第617号解释），单就公共事务的讨论而言，修法所造成的不利益，无论是如何查证，或是可能因此被处罚的风险，与所谓维护公共安宁之间，究竟孰轻孰重？能否通过宪法上比例原则的检验，实在令人怀疑。
宪法保障言论自由，乃是因为言论自由具有实现自我、沟通意见、追求真理、满足人民知的权利，进而可以形成公意，并促进各种合理的政治及社会活动之功能，乃是维持民主多元社会正常发展不可或缺的机制。大法官亦曾明确指出，国家应给予言论自由最大限度的保障（参照大法官释字第509号解释）。要求人民在网路上传递资讯之前，先查证是否与真实相符，说来容易，但事实上并非每个人都有能力可以做到，例如越是专业的事件，越是只有该领域的专家学者才具备判断事实真伪的能力，但是民主多元的社会并不是只由菁英所组成，如果查证是网路上传递资讯的法定要件，那么涉及专业复杂的公共事务，岂非反而对一般人民在传递资讯时设下了障碍，此种管制方式真的可以有效促进理性思辨，进而形成社会公意吗？
政府虽然一度提出将由政务委员唐凤协调网路平台，建立「真实查核机制」，未来网友在贴文时，将会收到假新闻的提示，可以作为判断时之参考。但是消息一出，立刻引发网友质疑，认为政府不应介入处理假新闻议题，唐凤个人随后亦表示，政府对于言论自由的重视和保护，这样的价值无法与其他利益相互交换，也不接受被打折扣。
言论自由的保障当然不是无限上纲，例如煽惑他人犯罪者，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参照刑法第153条规定），其他如毁损企业形象、伤害他人名誉、违反选举罢免相关法律、提供虚伪不实商品或服务的言论，即使是在网路上为之，行为人还是必须负担民事或刑事责任。行政院在去年11月20日通过的《数位通讯传播法》草案中，除了要求政府应建立网际网路的公众意见咨询及参与机制外（参照草案第3条规定），亦要求数位通讯传播服务提供者所公告的服务使用条款，必须包含「易于使用之检举通报管道」及「针对不当内容或行为之申诉、通知、移除及回复机制」（参照草案第11条规定），草案第13条第1项甚至明文规定，数位通讯传播服务提供者对其提供使用之资讯，应负法律责任。
最后，《社维法》第63条所称的「影响公共之安宁」，并非属于重大的公共利益，以此作为限制网路上言论自由的理由，法益权衡之间实在过于轻重失衡，不得不令人怀疑修法背后的真正目的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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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昌坪，理律法律事务所合伙律师，律师研习所讲师，台湾行政法学会副秘书长、台北市政府国赔委员、诉愿委员、新北市政府法规委员。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公司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