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周刊 /走过忧郁深谷 杨力州十年磨出《红盒子》

纪录片导演力州。(图/商业周刊/摄影杨文财)

文/李盈颖

「我们没走错吧!」某个燠热周末,新电影《红盒子》选在台北市万华区剥皮寮一个小放映室试映,站在斑驳门外,一些观众窃窃私语互相确认。

没有海报、没有指引牌,没有人潮。这场不到30人的试映会,导演杨力州仍出席与观众互动;其实,纵使试映会只来2个人,他也在。

因为,这部电影没有行销公司协助,他与制片妻子朱诗倩挽起袖子,2人拿出1百万元自己做宣传、每场试映都出席。

布袋戏老人、纪录片……22年出25片,专拍「票房毒药」

「真的隔行如隔山……,朋友跟我说,这部片子集合了3个票房毒药:老人、布袋戏、纪录片。以前我们只要办2、3场大的试映,媒体会来采访、通告都安排好,接着电影上映;现在已经5个星期都在做小型的,每场人数少少的,第一场我们想找赞助商,只来了2个人!」他苦笑。

然而,即便如此,他仍坚定往前,如同《红盒子》里面主角「做自己」的执念,从没停过。 纪录片主角是近9旬布袋戏演师陈锡煌,他是已故亦宛然掌中剧团创办人李天禄之子。父亲入赘,长子规定从母姓,异姓父子情结,李天禄对长子特别严厉与冷淡,每每杨力州架起机器问他对父亲的感受,他都说不出口。 后来李天禄将剧团传给姓李的二儿子李传灿,陈锡煌不争不抢,父亲过世11年后,他才以79岁之龄再次自立门户,只从剧团带走一个红盒子,里头是一尊田都元帅。从此,缺席的父亲,由神明所取代。

片花了杨力州10年时间拍摄,是他目前作品中耗时第2长的片子,记录陈锡煌如何在父亲巨人般身影下找出路;片末,他拍摄了包覆在戏偶衣裳里的那只手,细腻表现小小一尊木偶如何在掌中表现甩棍、打斗、婀娜多姿走路、写毛笔字、盖印章的乾坤,目前已累积4、50段影片档案,这些珍贵资产,日本NHK电视台曾表明要全部买断,他没答应。

「还没试映前,有人建议我要剪掉最后一段大约15分钟的操偶手技片段……,跟我说『这没人关心啦!』」但杨力州坚持保留,因为这是他拍片的初衷,「就是没人在意这项技艺,我才要保留(这段)影片,我想用最华丽的方式,与传统布袋戏说再见……。」

其实,他是国内最多产的纪录片导演,几乎1年1部片,22年间产出25部纪录片;同时,他也是最多纪录片上院线的导演。金马执委会执行长闻天祥说,台湾最多观众认识的纪录片导演,就属杨力州与齐柏林。威秀公关经理李光爵(影评人膝关节)引用片商公会资料,虽然杨力州在台湾纪录片历史上成绩最好的是《拔一条河》(排第6),但他上院线的纪录片多达7部,这个数字是其他人都难望其项背的。

李光爵解释,在台湾做纪录片非常辛苦。首先,要排上院线很困难,电影院排片以美商为优先、接着是独立片商剧情片艺术片,最后才考虑纪录片。台湾今年预计会有7百部影片,但上院线的国产纪录片,只有《看不见的台湾》与《红盒子》2部,比率极低。其次,观众要愿意掏钱走进戏院,「消费者花钱进戏院要享受优闲时光,看剧情片就好了,为什么要去看纪录片?」

1年多前人生开始走调

「看着开过来的砂石车,我竟然想:撞下去,就没事了」 杨力州的纪录片,大多是悲伤场域故事,老病、弱势、穷乡、悲伤、死亡,环境的难,票房的难,坚持往冷门里的冷门走,终于,他撑不住。 「纪录片工作者,心脏都要非常强大!」闻天祥说,他们与剧情片导演不同的是,纪录片工作者的拍摄对象是一个个真实生命,不是杀青就结束了,生命与生命的连结,「是『永恒的问题』!」 并且,对被摄者的道义、伦理、责任,常被拿出来讨论。「加上杨力州算是最多观众认识的纪录片导演之一,树大招风,观众的要求和批评就更严厉,」闻天祥说,呕心沥血创作的作品被批评,不在乎很困难。

如同杨力州自己常说,如果他拍摄了30个故事,他就体验了30种的人生。1种人生已经够苦,30种人生就太苦,2016年底,他开始不对劲。

「有次我载女儿上学,回程路上,没有理由的,我一直掉眼泪……,看着对面开过来的砂石车,我竟然想『我只要撞下去,就完全没事了。』」没有任何难过的事,只要一个人,就不知不觉流泪;与妻子吵架,对小孩发火,只是没刷牙,他动怒对孩子吼叫:「为什么要我说那么多遍!我很烦你不知道吗!」

他对自己的状态感到害怕,太太抓着他找医师咨商,确诊为忧郁症,他立即关闭个人脸书,远离评论声,其后1年,他在不同的诊间出入,咨商,服药。

没多久,太太也因压力过大,开始失眠,走进心理咨商诊疗室

与他合作多年的摄影师林皓申说,杨力州太关心他的被摄者,花时间进入别人生活,结果拍摄完后退出来,自己的生活却不见了。他发病期间,配乐师柯智豪常常约他喝下午茶、逛夜市,不为任何事,单纯陪伴、打气,「那时候说话非常战战兢兢,怕给他压力,我们一群力州身边的朋友,也会互相告知他说了什么,近期有什么状况,大家互通有无。」

外界鼓励都变压力「我怕吃药会变笨,说故事的天赋能力不见」

「那时我好怕去映后会分享,我要赶快拿麦克风先讲话……,因为只要有人称赞我鼓励我说我好棒,好像都在提醒我『你根本没有做到!』我也很怕吃抗忧郁的药,深怕吃了药我会变笨,说故事的能力和天赋会不见了。」杨力州说。

「导演,你只要不拍纪录片,你这状况就会改善了。」医师跟他说,但他做不到。

2017年,他形容自己空转1年,没做什么事,就是剪《红盒子》,他自己是第5位剪接师,片子拍太久,前后4位制作都离开了,他试着沉淀、静下来,透过剪接片子肯定自己;就像片中陈锡煌,为了找习艺者,外国人、听障者,只要有兴趣,他全都收。

年过8旬的陈锡煌,奔波全台与海外找学徒,同辈劝他:「无效啦!」他却不放弃。这是何等的迫切感,布袋戏需要用闽南语讲口白,他不在乎外国人一句都不会;他去听障学校表演、招生,不在乎许多听障生连说话的能力都没有。他想传承这门艺术,也确认自己与一身技艺,存在的价值。

这如同杨力州,出身美术系,却违背父亲的期待,没继续拿画笔创作,而扛起摄影机,记录人间。

因为他知道,一个极短真实片段,可能在几百公里以外,有人看见、形成改变。这是坚持拍摄纪录片的初衷。

重启脸书,学会慢慢放手「你知道可以改变一些事,即使改变非常微弱」

那是他在辅大教书时,一次学生带回毛带,一段采访玫瑰花农的影片,大婶听说学生的老师是「杨力州」,转身对镜头,向他说话:

「我在公视有看你的纪录片(指《被遗忘的时光》),才知道村子里有人是失智症,以前都觉得他是老番颠、肖ㄟ(疯子)!我看了你的片子才知道那是一种病,拍谢(台语:抱歉)啦!」」这个回馈,让他当场喷泪。

「你知道你可以改变一些事,即使改变非常微弱,也许就只有片子上映那2个月有影响力……,」杨力州说。

他总是想要超越自己,并改变什么,但在口碑与票房上,又有「不能失手」的压力,渐渐的,担子堆叠、重得无法承受。

「之前,我在意每个人对我说的话,甚至脸书的留言,问我为什么不拍这个、不拍那个,我都一个个回应……,现在可以慢慢放手了。」虽然,他还是需要随身带着抗忧郁的蓝色小药丸,在压力焦躁来袭时吞一颗得到缓解,但他重开了脸书,与外界对话,也把《红盒子》顺利剪成,开始跑试映。

被忧郁症困扰期间,闻天祥某次的分享,让他豁然开朗:「他跟我说,我拍纪录片像是在跑马拉松,为什么会看到喝采、喝倒采的人?是因为跑得太慢,要跑得够快,就不会被这些事影响。」

他决定不管掌声与嘘声,专心向前跑。

向前跑,尽管在《红盒子》的宣传期,首映进入倒数时刻,他却不顾团队反对,突然离开台北,跑进了南回深山小村

在南回地区尚武小村,他遇见一位修坟师,这里医疗资源贫瘠,居民只要生重病,只能听天由命,「看是路比较长,还是自己的命比较长」,」修坟师如数家珍的告诉杨力州,眼前一片墓园,有哪些坟主,命比路短,救护车载去医院、再载回来,包括修坟师的儿子…。

振臂说着故事,眼睛发亮的杨力州,重回10、20年前,我们眼中的他,和去年静默的他迥然不同。用影像说故事的路,他会一直走下去。

小档案_杨力州出生:1969年学历:辅仁大学应用美术系、台南艺术学院音像纪录所MFA艺术创作硕士经历:政大传播学院、辅大应用美术系讲师现职:纪录片导演成绩单:2006年《奇迹的夏天》获金马奖最佳纪录片2011年《青春啦啦队》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入围2013年《拔一条河》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入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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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全文,详见《商业周刊》1611期。※本文由商业周刊授权刊载,未经同意禁止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