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人才流失问题迫切 白皮书缓不济急

早在民国一○○年八月，中央研究院翁启惠院长等人发表了「人才宣言」，在后续这一年八个月，台湾社会充斥着人才流失的焦虑。由于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渐渐地，这种焦虑感开始扩散、发酵。

从人才流失的短期问题，延伸到人才培育的长期规划；从原本专业技术人才外移的具体讨论，发散到「什么叫做人才」的抽象定义辩论；从行政院原本不想处理、冷处理，突然变成行政院长要亲自督导人才政策会报；从经建会负责统筹，发展到教育部撰写《人才白皮书》；从原本是行政院文教政委的协调者，摇身一变成为指责政院各部会欠缺协调的批评者。这些转变，不可谓不大。

廿个月前，中研院翁院长呼吁政府要正视危机、解决问题，但是廿个月后，我们的教育部却还在四平八稳地研议政策白皮书，点出一箩筐诸如产学落差、十二年国教、技职脱节等大块头问题。翁院长廿个月前向行政院挂的是急诊，但廿个月后教育部还在做病理解析、断层扫描、撰写一百多页的诊断书。看到这样的脱序失焦，台湾人民难免感到失望与失落。

既然当前台湾的人才焦虑是由廿个月前的「人才宣言」而起，那么我们就得仔细检视一下，当初翁启惠、施振荣、以及社会舆论等的关注焦点是什么、建议有哪些、政府又做到了什么？

首先，「人才宣言」所讨论的人才问题，是聚焦于白领专业人士的净外流。从此出发，就衍伸出法令规章限制、公教未能分轨、技职教育失衡、两岸人才交流保守、政府官员待遇偏低等亟待改进的弊病。要检视政府解决人才危机的绩效，第一步就是要看看廿个月前所提出来的诸多弊病究竟解决了多少。如果明白摆在眼前的问题不做处理，我们实在不了解，另外去写一本大块头的白皮书做什么？

就以当前对外籍专业人士不友善的法规为例：原本劳委会规定外籍大学毕业生要有两年工作经验方得受雇，而受雇起薪要达四万七千九百元起跳。这种规定既没有弹性也没有产业策略思考，是既懒惰又愚笨、全世界各国仅见，只为方便官僚管制而设计的糟糕办法。这个规定之不合理不在于四万七千九的数字大小，而在于行政官署根本不了解全球人才竞逐的逻辑与重要性，也不想掌握各行各业人才延揽情境之差异，只想用一个简单数字，便利官僚准驳之决定。

如今廿月过去了，我们要请问劳委会与行政院，这个对国际人才延揽极为不利的规定是实质改变，还是只是把门槛稍稍降低，本质并未更改？劳委会有与人才宣言的撰写者沟通请益吗？当劳委会以「照顾本劳权益」的制式观点顽抗改变时，行政院负责督导的政务委员，有去协调解决吗？不去处理这些当初人才宣言的建议与批评、该做的不做，另外去写一本大块头的白皮书干什么？

教育部蒋伟宁部长在上任之初就宣布要委托院士大老撰写《人才培育白皮书》。但是我们不了解的是，不论是技职教育、产学落差、大学过多等问题，究竟有哪一项是教育部所辖的国家教育研究院陌生的？又有哪一项是历任部长没有面对过的新课题？如果问题不算新、讨论亦不嫌少，那么再搬出蒋部长的两位教父级院士，另外去写一本大块头的白皮书干什么？

《人才白皮书》所讨论议题中唯一算是以往教育部长不曾面对的新题目，就是即将于明年上路的十二年国教。对此，《人才白皮书》分组召集人的意见，却与教育部截然不同。白皮书小组建议不要滥推全面免学费，以便将部分经费省下来做好高中职均质化。这个建议合情合理，也是十二年国教成功最关键的一环，但遭教育部悍然拒绝，只因该部根本不敢碰高层「全面免学费、不排富」的诏示。我们不厌其烦，再问一次：既然定案的指示都不能碰，写一本无济于事的大块头白皮书干什么？

不少政府部门习惯于用自己的逻辑、以自己的步调去处理政务，完全不理会问题的急迫性与社会的焦虑感。廿个月前民间人士向政府提醒短期迫切危机，而撰写白皮书却是要提出长期的解决方案！或许应该要有人以一句凯因斯的名言「长期，我们都已亡故」来提醒教育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