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鸣／历史课纲问题几时休

文／吴鸣

课纲问题燃烧逾年，2015年7月31日，微调课纲上路的前夜，我的心情是沈重的。自从2014年5月以来，微调课纲引起的争议，牵动整个台湾的呼吸，历史学者的呼吁，政府当权者的轻忽，导致当前的纠结难解。身为曾经的教科书撰写者、课纲拟订者、教科书审查者，在19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期，我个人参与过其中的一部分工作，这些工作大部分是被动参与，诸如长辈应承某事，找我共襄盛举；友人担负某事，找我助拳；任职单位推荐担任某项工作等等。而在参与的过程中，部分师友因种种缘故，渐行渐远。我自己在中岁以后，参与教科书的事情渐少，但仍有许多友人献力其中，为台湾的历史教育而努力。历史教育是形塑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重要手段，大部分国家在形塑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时，历史教育与历史教科书所扮演的角色，都是无可取代的。台湾因为现实政治、特殊的时空背景与历史经验，在历史教育与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上，和一般民主国家略有所异，特别在民族精神教育上，历史课程所扮的演角色尤其重要，因而形成比较特别的历史课程和教科书。

从1945年到2014年的60年间，台湾的历史教科书曾历经多次修订，修订的因素甚多，有时是因为历史研究的新成果或教育需求，有时则基于现实政治的考量。台湾的历史教育上承两个传统，一是自晚清以来的历史教科书，二是日治时期的历史教科书；而以晚清以来的历史教科书影响较为巨大。教科书的内容，主要为大中国史观的本国史，和欧洲中心论的世界史。台湾史一直要到1990年代以后，方始从大中国史观的本国史独立出来。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台湾归属中华民国统治，一方面展开去日本化的教育与宣导，另一方面则加强中国化／内地化的政策，不论在文宣或教育内容，都以中国化／内地化为依归，因此，历史、地理和语文教育成为官方掌控意识形态的重要凭依，尤其历史教育更是形塑民族精神不可缺的一环，国家立场的主体性不言可喻。在1987年台湾地区解严以前，台湾的历史教科书基本上以中国为主体，在叙述中国历史时惯常以「我国」称之，使得学习者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认同「中国」为「我国」，这种现象从1945以来长期维持，直到1993年新修订的国民小学课程标准才稍稍改变 。1987年台湾地区宣布解除戒严，政治上的禁忌解除，文化思想亦朝多元发展，历史教育重新思考国家立场主体性的问题，部分学者提出本土历史的重要性，过去四十年来被忽略的台湾史开始浮出台面，不论在历史研究或历史教学上，都开启了新的思维。台湾的历史教育，在用字遣词上受孔子《春秋》的影响极大，《春秋》记战争，有伐、侵、战、围、入、灭等不同的写法；声罪致讨曰伐，潜师掠境曰侵，两军相接曰战，环其城邑曰围，造其国都曰入，毁其社稷曰灭。同是记杀人，有杀、诛、弑、歼等不同的写法，无罪见杀曰杀，有罪当杀曰诛，以下杀上曰弑，不留孑遗曰歼。这是用不同的字，表达不同的历史情况，即所谓春秋笔法。举最明显的例子，如各朝代与边族的关系，汉国攻打匈奴，写成汉武帝北伐匈奴；而匈奴则是侵略汉国；类似的情形，蒙古攻打中国谓之入侵或侵略，这是从征服王朝攻打华夏的角度思考；但蒙古攻打欧州则名之曰「西征」，如拔都西征。类似情形，忽必烈攻打日本，名之曰「远征」或「东征」；而对日抗战时期，日本攻打中国，谓之侵略。有一段时间，台湾甚至为日本教书未使用「侵略」而表达抗议，却遗忘了自己历史教科书里忽必略「远征」日本的叙述。

在历史教科书中，有几个朝代是很衰的，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短国祚王朝，后续者如为强势王朝且国祚緜长，那么，短国祚王朝往往被写得很负面；如秦与隋，但却忽略了秦筑长城，区隔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是影响多么深远的事；隋炀帝开凿运河，成为此后各朝帝国的重要经济动脉。征服王朝入主华夏，亦成为历史课本的大黑洞，如元国和清国的叙述，基本上即是负面的，元国尤其倒楣，被写得没有一处是好的。宋元之际和明清交替的二臣，即成为民族主义史学下的冤魂，至于汉民族所建王朝，则没有这类问题。故尔这类挞伐主要来自民族主义史学，而非朝代兴衰。运气很差的还有女性，亡国常是女性要负责，如妹喜、妲己、褒娰、吕后、武曌、杨玉环、慈禧，都被形塑成红颜祸水，甚至直指为祸国殃民。这种充满男性沙文主义的叙述，在台湾的中国史教科书中俯拾即是。在历史教育形塑国家主体性的年代(1945-1985)，台湾的历史教育基本上架构于两个主要范畴，即中国史与外国史，虽然1980年代以后，外国史为世界史所替代，但基本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异性，在小学／国中（初中）／高中各阶段的历史教育，一律以中国史和外国史（世界史）为内容，台湾史则穿插在中国史的明末清初、1894年的甲午战争前后、1945年后的中华民国在台湾。简单地说，这个时期台湾的历史教育并没有独立／完整的台湾史，这在当今世界的历史教育是比较特殊的，因为很少有国家不教本乡本土的历史，但在形塑国家主体性的年代，台湾的历史教育却只讲授片断的、少得可怜的台湾史知识。在形塑国家意识方面，台湾的历史教学和历史教科书长久以来扮演了重要角色，问题在于政府当局所要形塑的国家意识是什么？如所周知，台湾官方的意识形态，最初所要形塑的国家意识是中国，亦即以台湾为中国的代表。这种意识形态不论其现实面如何，在1980年代以前，基本上是政府官方所坚持的。历史教育既为形塑国家意识的一环，那么，以台湾代表中国，把「中国」历史当成「我国」历史，便被视为天经地义 。事实上，台湾从1945到1983年的教科书课程标准，都是以「我国」称呼「中国」，国家立场的主体性可谓旗帜鲜明。以历史做为民族、国家、族群或地区认同的基础由来已久，西方自文艺复兴(Renaissance)时期的方言（国语）文学，到启蒙时代(Enlightenment)近代国家观念的兴起，历史是形塑国家意识的重要工具 ，因而在西欧国家，以历史为国民基础教育的重要环节，在学校教育中加入「历史学科」，「历史」的地位始逐渐突显。

西欧地区在国家意识兴起后，许多国家开始认知到历史是形塑国家认同的重要工具，除了在大学设立历史研究所，从事历史相关领域的研究之外，也在各级学校中讲授历史课程 。这种以建立共同「历史意识」形塑国家主体性的方式，不仅是西欧各国建立其国家意识的工具，也是世界各国所共同采取的模式，台湾的历史教育亦与此差相仿佛。问题在于台湾历史教育所要形塑的国家意识是什么？在1980年代以前，这样的问题是不存在的，从教育和宣导的内容来看，「中国」显然是惟一的答案。但这种以现实政治为考量的方式，在1987年台澎金马地区解严之后，有了急遽的转变，其中最大的转变是台湾主体意识的加强。在近代中国动荡的时代，晚清知识分子醉心于西方政治、军事、经济，以及各种西方学术思想的新说，惟有关西方19世纪初叶以后所发展的科学派史学，似未曾引起太多注意。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猛烈抨击传统中国史学，掀起极大波澜；此文同时积极介绍西方史学，虽然以今日的学术眼光来看，不免浮浅夸大，却打开了西方史学输入中国之门 。从〈新史学〉的内容来看，梁启超对西方史学已略有认识 ，或可视为西方史学引入中国之初旅。

西方史学输入中国后，引发改编国史运动，章节体的历史教科书开始出现，加上传统中国史学的资鉴思想，所编纂的历史教科书，呈显以历史教科书形塑民族主义的意图 。我们看到今文学派的夏曾佑将新史学观点贯穿于历史叙述中，借以形塑以孔子为中心的文化民族主义，并显现其变法论的基本观点；而治学倾向古文学派的曾鲲化和刘师培，在教科书中意图透过对中国历史的认知振兴国魂，以发扬民族精神，并彰显以黄帝血缘论为中心的血缘民族主义 。

以孔子为中心的文化民族主义，结合以黄帝血缘论为中心的血缘民族主义，成为近代中国建构国族的重要理论，柳诒征《中国文化史》和钱穆《国史大纲》，即将文化论与血缘论的民族主义加以结合，此后的中国通史著作，大抵延续类似的国族建构理论；因此在近代中国的国族建构过程中，历史教科书曾在其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举出中国史学的三个特点：悠久、无间断、详密 ，与柳诒征《中国文化史‧绪论》所说的幅员广衾、种族复杂、历史悠久、史籍丰富等特质 ，其论述基调几如出一辙。由钱穆和柳诒征的例子，可以了解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是透过怎样的思想模式建构而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台湾由国民政府所接管。在国民政府接管台湾之初，为了加强对台湾人民的控制，因此以加强大中华意识，以取代日治时期的｢日本化｣教育，同样地，历史教育的｢中国化｣也由此而生。1945年以后，台湾的历史教科书采行国定本政策 ，这是因为政府要加强思想与意识形态的控制，国文、历史、地理和公民等教科书，长久以来均为「国定本」；而历史教科书是所有国定本教科书中最被关注的科目，被当作意识形态推广的标准示范 。

我须承认从1890年代到1950年代的教科书编纂者极其高明，他们建构了中国的概念，把国族建构发挥得淋漓尽致，以致于到今天台湾的历史学者几乎无法挣脱其籓篱。我的学术养成教育在此背景下，与大部分这一代的台湾历史工作者类同。所以，当我们说「中国在唐代的时候」是如此自然，丝毫不会去想在唐国的时候，根本没有中国这个概念。我们说「中英鸦片战争」，却遗忘当时存在的是清国。教科书里写「汉武帝北伐匈奴」，「蒙古入侵中国」，被视为理所当然。所谓「中国」攻打他人时用的是「远征」、「北代」，他国打「中国」则是侵略。蒙古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忽必烈打中国是侵略，拔都打欧洲为西征，忽必烈打日本是远征，这些春秋笔法成为历史教科书的标准用语。台大花亦芬教授写有关十字军的讨论，指出只有十字军，没有十字军东征，说明过去台湾历史教育的谬误。这些都是长久以来历史教育和历史解释的问题，而我们并不经心在意。我的好友王健文教授指出，「这次的课纲微调，在程序与专业委任上犯规太大了，这个部份现在的执政者必须受到谴责。」这部分我完全同意其观点。健文兄是我高中同学，四十年的总角至交，这篇〈回归历史知识与教育的本质：关于历史课纲 2015/7/31〉，掷地有声，为避免引喻失义，我在此不多作引述，请有兴趣的朋友直接阅读其文。我曾与其并肩作战的好友林富士教授，对微调课纲曾发文数篇，2015年7月31日这篇，写出部分我的心情，为避免曲解老友之意，同样请有兴趣的朋友直接阅读其文。2015年8月1日微调课纲就要实施了，一意孤行的教育部大概不会改变什么。今天早上妹妹舒静娴到我脸书贴了一篇文字，「学生还在奋战、新课纲明天就要上路，台湾史学者们还可以一起做些什么？」我知道她对我的期许，我也知道自己做得太少，愧对台湾这片养我、育我的土地，愧对我身为历史工作者的责任。我在2014年5月8日写过一篇〈中学历史课纲，战斗从未休止〉，说明微调课纲委员的背景及其反扑意涵；也数度分享好友周婉窈教授的相关文章。但我仍必须承认，相对于我的好友们，我做得真是太少了。

当吴思华部长还是政大校长时，在其主持的最后一次校务会议中，语带轻松地谈论微调课纲，批评当时的蒋伟宁部长怎么会把微调课纲处理成那样，如果由他来处理，三个月就搞定了。相信参加过此次校务会议的政大同仁应该记忆犹新，可惜吴思华部长打自己的脸，而且打得很重。张爱玲在〈《传奇》再版的话〉写了一段文字，「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微调课网明天就要上路了，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已无法改变，而我的内心恐惧着，因为〈十二年国教社会领域课纲〉才是影响更为深远的，我希望自己和师友们，能够早筹谋对策，因为这可能是更大的风暴。

●作者吴鸣，政大历史学系专任教授，专长近现代中国史学史、史学理论与方法。原文刊载于个人脸书，已获本人授权同意。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88论坛欢迎网友参与，投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