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然、黄隆丰／【受刑人工作权7】提升再社会化降低再犯率
▲剥夺自由的刑罚权已是最残酷的惩罚，监狱应尽量准许受刑人延续入监前专业技能工作的延续，协助技能培训与证照核发，有助出监后谋生。（图／Pixabay）
我国《监狱行刑法》第1条明文揭橥：「徒刑、拘役的执行，以使受刑人改悔向上，适于社会生活为目的。」可见刑罚执行，乃在于使受刑人未来适于社会生活，所以受刑人的在监作业是兼具矫正教化性质的工作，不过其与社会的劳动关系仍有差别，难以适用一般社会劳动关系的各种保障法规，例如劳工保险、安全检查、工时、最低工资等。
针对受刑人的作业收入，我国向来认定是政府预算的收入项目，而非等于受刑人的工资。针对这项政府每年编列已超过10亿元以上的预算收入，政府想用来负担预算的支出，受刑人则想要用于在监生活的开销，甚至支付国民年金或做为补贴家用，因此，作业收入盈余该如何分配成为问题。
再者，对于监狱受刑人作业与社会劳动间的落差空间调整，诸如是否也适用社会的劳动保险、安全，甚至最低工资的基本规范。其中较无争议的，是受刑人的作业安全与因工伤病亡的补贴赔偿，至于劳动保险的类似适用及《劳动基本法》各项保障的规范适用，都是造成政策考量的困扰。笔者建议如下：
1.法律观念上，监狱受刑人的作业应该与一般社会劳动有别，是属于兼具教化性质的作业。在监作业是为兼顾受刑人入监前的专业技能延续，与在监专业技能训练及出监谋生工作权的保障。因此，监狱应尽量准许受刑人延续入监前专业技能工作的延续，并且协助受刑人在监专业技能的培训与证照核发，以及出监后谋生的协助。
2.考虑适用类似一般社会劳动保障法规，包含作业安全维护、职业灾害保险、工时保障，甚至最低工资的类似适用等。
3.作业劳作金的分配固然难以免除分担监狱各项矫正执刑的开销，与被害人赔偿基金的分摊，但为兼具矫正功能，并需要提升作业经济价值，盼能以受刑人对作业成果的贡献，优先分配劳作金。
英国首相邱吉尔曾说：「社会民众对于犯罪与犯罪人处遇之态度，乃为对任何国度文明最佳之试金石。」我国法治文明的表现，矫正执刑是一项重点，其最终任务在于降低再犯率，而历史已经证明应报主义难达此目的。
世界上再犯率最低的国家在北欧，北欧国家认为「将受刑人关在一个空间里，如此剥夺人权的行为，对受刑人来说已经是最残酷的惩罚了」。他们以「修复式正义」（restorative justice）为本，与其惩罚受刑人的错误，还不如对在监受刑人循循善诱，让他们学到正面求生的心态，未来重新回到社会时，能习惯作一个正常的社会人士。
芬兰全国法律政策研究协会会长拉皮．塞帕拉认为，「惩罚是为了重塑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而非简单地把惩罚理解为罪有应得。」受刑人工作权在法制上的确立，可使受刑入改正入狱前「非正常」的生活，而体验到「相对正常」生活的价值，使其出狱后渴望延续这种符合社会期待的正常生活。除非是死刑，否则其他的刑罚都是剥夺人身自由或财产等权利，而剥夺自由的刑罚权应仅限制于监狱秩序和监管安全维持的需要，至于刑罚的执行则要考量受刑人出监后的工作与生存权利，并重拾以前丧失权利的能力，这才是矫正的宗旨。
刑罚执行是犯罪追究的末端，其目的在于使受刑人不再犯，达成「再社会化」的效果。否则当再犯率依旧居高不下，不仅浪费司法资源，且增加政府财政负担。在此呼吁，政府务必重视刑罚执行及矫正效果，这才是有智慧的狱政改革！（此系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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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然（左），永然联合法律事务所所长、永然两岸法律事务中心创办人、中华人权协会名誉理事长。黄隆丰（右），法学博士、监狱志工。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公司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