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能再逃离洗钱追踪国？ 兆丰案洗钱防制植入银行界DNA
全球掀起反洗钱、反资恐的浪潮，加上2016年8月兆丰银行纽约分行因为洗钱防制出现严重的漏洞，遭DFS（纽约金融服务署）重罚US$1.8亿（约新台币57亿元），适逢今年台湾又将接受APG（亚太洗钱防制组织）的评鉴，相关的法令遵循议题再度成为金融圈的热门话题。
自从受到国银裁罚案的冲击，以及去年下半年新版《洗钱防制法》适用后，银行界虽然比以往积极建构风险管理系统与法令遵循制度，但仍有不小的改进空间。今年1月，兆丰银因为在美国的分行未全部改善其缺失，再度遭美国开罚U S$29,000,000（近新台币9亿元），显见台湾金融业者的法遵与风险管理标准，离国际级标准还有一段距离。
兆丰案当头棒喝洗钱防制成显学
这一切，看在花旗（台湾）银行前法遵长、全球人寿顾问黄介仕眼中，也是百感交集。他从2000年开始，便在花旗（台湾）银行担任洗钱防制主管，先前亦多次在金管会邀请下，与国内金融业总经理、法令遵循主管分享外商银行的实务作法，对他来说，这不只是例行的经验传承，更是一份「让法令遵循与公司治理成为台湾银行界DNA」的使命感。
「法遵是个o n g o i n g（持续不断）的过程，要彻底落实法遵，需要永无止境的努力。」他语重心长地说：「这次A P G 的评鉴，大概就像是个期中考试而已。」
2 0 1 6年5月，黄介仕从花旗（台湾）银行退休，3个月后，国银爆发了遭美国裁罚案，这对台湾的银行业而言，不啻为一记当头棒喝。但他发现，此案之后，以往对法令遵循多半虚应故事的国内银行业者，终于清醒过来了。根据他的观察，兆丰案爆发后，许多法令遵循和洗钱防制的方法、技术、作业流程与人才招募都逐渐成为显学。举个最明显的例子：先前国内金融圈有CAMS（国际公认反洗钱师资格认证）证照者大概不超过百人，直到兆丰案爆发后，愈来愈多银行业者编列预算来补助员工考取该执照，甚至列为升迁标准之一，如今国内已有上万人考取该执照。
这样的转变，固然值得正面看待，但仍然只是个起步而已，考取相关证照，就像是服用一颗大补丸，但要让法令遵循、洗钱防制完全内化为台湾金融业者的DNA，还是需要时间的累积。
「与其要求生硬的『遵循』法令及洗钱防制，不如说，应该培养出一种『自主尊重』法令／法规的企业文化。」黄介仕表示，国银裁罚案之前，他听到更多的是，金融业的大老板或董事会喊着要进军全世界市场、与国际接轨，但被要求比照国际标准来执行法令遵循与风险管理时，反而：「干嘛非要和国外一样玩得这么大？」
不只是当时。就连日前金管会主委顾立雄提出，考虑将银行最高罚锾从现行新台币10,000,000元提高到50,000,000元，引起国内金融业者大力反弹，但这种罚款对于极度看重法令遵循与风险管控的外商银行而言，根本不算什么。
2012年，汇丰银行被指控违反美国制裁禁令，涉嫌对毒枭提供洗钱服务，最后支付美国US$19.2亿和解金才划下句点。法国巴黎银行也曾因为违反美国洗钱防制法，替苏丹、伊朗等国客户提供美元清算服务，2014年认罪后，缴交U S$89亿的天价罚款。2012、20 1 4年，渣打银行皆因为反洗钱机制有疑虑，分别缴交US$3.27亿和解金、US$3亿罚款给美国政府。
看看历史案例，便可知晓，美国政府一开铡，都是上百亿、甚至上千亿元新台币罚款或和解金，金额之高，极可能直接冲击到一家金融机构的正常营运。因此，金管会喊出新台币50,000,000元罚款，与国内金控1年动辄新台币300、500多亿元的获利相比，其实仅是九牛一毛。主管机关身为领头羊，若有魄力祭出重罚，吓阻力道才够明显，「当法遵成本不断垫高，洗钱的风险如此大，还会有谁敢贸然触碰灰色地带？」
当然，金融业者自发性的努力，更是不可或缺。海外分行的法遵主管，就该聘用熟稔该领域的当地人才，这只是最基本的。例行或特定的法遵、风控教育训练也是必要的，不过应当设计得更精细，比方说，新进人员或一般员工接受比较初阶的训练；在第一线控管洗钱犯罪的职员（如专责单位／主管、单位督导主管、法遵部门）则采取另一种训练模式，可能更需要实际个案的研究，甚至分组讨论，有助于提升其即战力。而为确保建立及维持适当有效之法遵／洗钱防制，董监事们应担负起最终责任，持续全力支持法遵／洗钱防制之人员与系统的建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