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杀警案和傅崐萁案导入「国民法官」会发生什么事？
● 约博／E-政策网创办人
蔡英文总统在其就职演说中，在司法改革上大致有三个面向，其一为建构「社会安全网」，其二为宣示「国民法官」势在必行，并以之作为改革之催化剂，其三则为概括开放议题，即指出现在台湾司法正处于转型期阶段，对于人民的期待与社会的需求，都是促使其推动改革的动力。
其中尤以「国民法官」之推行最受瞩目，对台湾司法制度之影响也最为深远。然而在落实此司法民主化之方式上，却在官方与民间产生「陪审制」与「参审制」两制间严重的争议与对立问题。
本文仅以现行实务上争议案例（例如：嘉义杀警案与傅崐萁带职入监案），就法理面向上陈述此两制实施后可能产生之影响，进而客观评价此两种制度之利弊得失。
以嘉义杀警案为例，该案之主要争点，乃在于郑姓嫌犯在所谓「因精神障碍导致行为」时，是否具备辨识能力？而导致其是否具备杀人罪之罪责的问题，《刑法》第19条参照。
傅崐萁判刑定谳执行却未褫夺公权，导致其可以带职带薪入监服刑，引发社会大众对于立法委员入监服刑，却仍可行使其职权之极为不合理现象的质疑。
吾人将此两件社会关注的重大案件，对比于倘若已然实施国民法官之情况下，可能会有何判决结果，来观察现行职业法官制，以及陪审制与（国民）参审制之可能情况演变与发展。
▲ 整个社会安全网破洞没补起来，下一个受害者随时可能出现。（图／记者翁伊森翻摄）
以「嘉义杀警案」为例
嘉义杀警案主要争点为，所谓因思觉失调症所引起的精神障碍，导致行为人于行为时之辨识能力是否丧失或者严重减损，进而影响到《刑法》罪刑相当原则之罪责判断问题。但《刑法》第19条第三项尚有例外的但书规定，亦即倘若行为人因故意或过失自行招致者，不适用前述两项之规定。
目前实务与学理上对于该条项所规定之「原因自由行为」之构成要件，主要之理论依据乃认为，除非在原因行为阶段，行为人就有意欲实行犯罪行为之动机，复因其故意或过失之主观因素，导致后者犯罪行为结果之发生，方得加以论处该罪责。
1. 「陪审制」可能之催化作用
倘若在国民法官参与审判的情况，就实行陪审制的法庭，陪审团可否将《刑法》第19条第三项之原因自由行为成立的构成要件做「广义」之解释，认为通常因后天所导致之精神障碍（包含思觉失调症、吸毒、酗酒等），行为人通常应该能「预见」倘若不按时吃药，或者因其吸毒或酗酒之行为，则有发生后阶段犯罪行为结果之「可能性」。
假设一种情况，倘若有一个罹患思觉失调症者，因对于家庭与社会具有强烈不满与敌意者，而在其主观上「故意」不定时服药，导致经过一段期间后，产生幻觉以及被害妄想症，导致其行为时之辨识能力与控制能力逐渐降低。
此时，行为人（乃至周遭对其具有「保证人地位」之照顾者）倘若于其辨识能力尚未完全丧失时，仍选择不去就医服药，放任其病情恶化，进而导致某种犯行行为结果之发生。
此时，是否仍应该适用于《刑法》19条一、二项之罪责原则的规定，其实是有讨论空间。
而这种讨论乃至解释的空间，完全可以在陪审制的法庭上，由人民在合乎法规范之范围内，做出合于社会期待的法律解释。
▲ 司法院重提《国民参与刑事审判法》草案，预计2023年1月1日实施。（图／记者吴铭峰摄）
2. 「参审制」可能之催化作用
同样的案例，倘若实施于司法院版的国民参审制情况，在由六位国民法官与三位职业法官所组成的参审法庭，在认事用法上，就会面临到职业法官对于该案例中，是否适用罪责原则之质疑。
鉴诸以往判决先例，例如小灯泡案法官认为犯嫌行为时之精神障碍，只到使其辨识能力「显著降低」之程度，所以判处无期徒刑。但嘉义杀警案却因法官认定行为人之辨识能力已完全丧失，所以反而可以让行为人不受《刑法》之制裁。
这样的判决结果，固然为法官出于其「自由心证」，对于法律构成要件之解释所致，无论对错，应受审判独立原则之尊重。但在不违反「合法性」前提下，是否具有「合理性」，此乃属于法律解释之层面问题。
在国民参审制之法庭，六位国民法官是否熟稔法律条文恐很有疑义。即使懂法律，也不太可能比职业法官更专精，此时，国民法官之心证容易受到职业法官之影响，乃是可以预期的情况，这应该是陪审制论者重要的论述主张之一。
然而，主张参审制者也可能陈明，法律有其专业性，国民法官之心证也不能逸脱于法规范之外，采用参审制可以让职业法官对国民法官产生一定的引导与规制作用。
但参审员对于行为人之罪责认定上，在事实认定与证据取舍上，倘若坚持和职业法官持不同意见时，在法庭上会产生何种火花？
例如此次嘉义杀警案中，倘若参审员坚持段于《刑法》第19条三项之原因自由行为采取广义之解释，而有别于现今理论与实务之通说见解采取狭义见解，就可能出现对于司法实务见解产生实质的催化作用。
▲ 国民党立委傅崐萁判刑定谳，引发带职入监争议。（图／记者林敬旻摄）
以「傅崐萁带职入监案」为例
此案凸显之重点在于，国民法官之适用有其局限性，在未能适用的情况下，如何落实司法改革，以消弭民怨，提升人民对于司法之信赖。
傅崐萁带职入监案之主要争点则为，为何立法委员因案入监却仍可保留其立委资格，继续行使其职权与领取立委薪资之不合理现象。
法院之判决理由，主要为《证券交易法》对于其犯罪行为，并无特别应该褫夺公权之规定，且其犯罪行为与行使公权力两者间并无因果关联性。
为何在《地方制度法》规定，只要受有期徒刑以上之确定判决，而未受其他易刑处分之宣告者，即应解除职务（该法第79条第一项第4款参照），但傅案之法官却可以说，因为《证券交易法》对此并无褫夺公权之规定，就对其放水大开方便之门？
论者或谓，此案非特例，尚有邱毅及颜清标之先例可循。但司法之巧妙在于，同样是立委犯罪入监执行的高志鹏就因为具有「实质影响力」而给予褫夺公权。
从傅崐萁等立委之案件，吾人可以清楚看出，让职业法官独揽自由心证可能产生的问题所在。当法官心证偏向权贵者时，其对于法律之解释可以用「法无明文」作为理由；反之，当法院心证不想偏向当事人时，又可以以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影响力」为理由来剥夺其任公职之权。
傅崐萁等立委犯罪入监之案例，因非重罪，可能无法适用于人民参与审判的制度，不论「陪审制」抑或参审制均然。
在此种情况，除了事后立法加以补救外，强化对于检察官处分书，以及法官裁判书类之事后监督机制，乃至仿效欧美先进国家让相关司法首长（例如：终审法院院长和检察总长），可经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等方式，应该也是可以提供给主政者参考与思考的改革方向。
▲ 蔡英文520就职，宣示任内推动「国民法官」上路。（图／记者李毓康摄）
本文结论
蔡英文总统在其就职演说中，所揭橥之司法改革三大议题，其一为建构「社会安全网」，其二为宣示「国民法官」势在必行，其三则为司法转型期的开放性议题。
其一，「社会安全网」之建置与因精神障碍所造成辨识能力之有无，进而引发有关于《刑法》上对于罪责原则之探讨，相信在「国民法官」参与审判下，对于相关构成要件之解释与法律之适用，可能会有更多元化与符合人民情感的空间。
其二，所谓「国民法官」之审判仍应在依法审判之框架内为之，所差别者乃在于对于证据取舍与法律之适用，落实司法民主化之精神。亦即可以跳脱出职业法官独揽审判权的可能弊端，期望让「社会性」观点进入审判程序，补足现行制度之缺失。
其三，从前述两个目前争议的重大案例而言，国民法官所能扮演的角色与功能，主要在于更加完备司法审判上对于证据之取舍所呈现的事实样貌，以及据此证据认定所应适用之法律规范的合理性。
此外，在司法转型期，主政者应该也可思考的改革面向，例如强化对于侦审书类之事后监督机制，甚至可否参考先进国家作法，思考让相关司法首长改由人民选举等方式，都是可以更加周延完备的思考我国的司法制度，以期来保护人民之诉讼权，进而增进其对于司法之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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