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腾思潮：王如玄》从拜登内阁女性看台湾新住民处境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落幕，除全球经济与政治情势引起关注外，若以性别运动视角观察拜登内阁，对台湾而言，也是深具意义的社会政策议题。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突破美国政治长期以来最难的性别与种族障碍，打破白宫玻璃天花板。她拥有非裔、印度裔血统，由母亲独力扶养。拜登内阁举用女性与其他种族阁员，出任美国贸易代表的华裔戴琪同样受人瞩目，添加新政府多元性。
拜登内阁带给台湾女性参政及新住民决策参与什么样的启示呢？又可以如何反思改变台湾新住民的社会处境？
从妇女运动的角度，经济独立是争取人格尊严的第一步，这在弱势妇女身上，尤其重要，应视为第一优先。然而，从各项就业及调查统计显示，低阶、低薪、低技术工作成为新住民就业的标签，职场霸凌的不友善环境亦是让新住民却步就业的原因之一。
从新住民离婚的子女亲权诉讼中发现新住民家庭环境及生活的艰难。依卫福部近10年婚姻暴力统计，新住民受暴人数每年平均约2千多人。从个案访谈经验及内政部移民署《2018年新住民生活需求调查报告》显示，特殊境遇新住民使用政府网络例如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家暴防治中心或是法律扶助基金会等却偏低，最需要资源的往往是不知道资源在哪里的人。
教育是促进社会阶级流动的方法，但从新住民子女受教育权利来看，依108学年度统计，新住民子女就读高级中等学校人数8万多人，占该学年度学生12.47％；新住民子女就读大专校院5万2千多人，历年比例不及5％。再从第一线实际关怀个案来看，有不少新住民子女在国中毕业之后即出外谋生分担家计。
上述社会现象除了就业、社福及法律扶助等社会保障政策待检讨改善外，其原因乃是社会对新住民的歧视。唯有从法制改变，才能有效改变新住民及下一代不利处境。
首先，制定反歧视法，刻不容缓。依2017年《两公约》及2018年《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国家报告国际审查结论》均有提及消除性别、种族等交叉歧视的综合性反歧视法之重要。
新住民社会参与方面，应适度打开新住民参加社会团体及职业团体的限制。举例而言，工会法规定，有「居留」身分，即可工作并参加工会；但在农会法、渔会法部分，却必须具备中华民国「国籍」始能加入农、渔会，并影响参加农保的权利。虽然法律已允许依法居留的新住民参加农民职灾保险，但对于从事农业工作的新住民而言，身心障碍、退休金保障仍有不足，打开新住民社会参与的限制，就能扩大公共事务及经济参与条件，以改变不利处境。
促进公私部门决策参与之性别平等，向来是性别平等运动的重要目标。观察我国女性参与私部门及担任其决策阶层之趋势，2019年工会理事及监事比率提升至32.3%，惟农、渔会与工会之理事及监事，以及农会会员等，均尚未达到三分之一性别比例，其中，农、渔会理事及监事之女性比率分别为3.5%、4.7%，与男性有极大落差，基层团体组织的性别刻板印象仍根深蒂固。
回顾台湾女性参政，1995年已过世的妇运前辈施寄青老师在25年前以无党籍身分竞选总统，因为连署人数及保证金门槛过高而声请释宪，她为小民参政困难发声，打开女性参政的空间。2005年任务型国民大会修宪时，设定不分区立委妇女名额不得低于二分之一，也因为这项规定，让台湾的女性国会议员比例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连带也得台湾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2019年性别不平等指数GII排名，在163个国家中排名第6，居亚洲首位，南韩、新加坡则紧追在后。但地方政治就没这么容易，妇女保障名额从十分之一争取到现在仍停在四分之一。
参政的性别平等是一条难走的路。纵然2018年各县市议员女性比例已超过三分之一；女性县市长成长到7席，超过三成；2020年立法委员比例超过4成。但在苏贞昌内阁女性阁员比例7.32％，为20年来新低，被妇女团体批判为性别平等的倒退，亦违背国际性别平权。
在新住民参政方面，依《国籍法》、《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规定，因归化取得中华民国国籍或设有户籍满10年后始有被选举权。此一参政限制亦引起违宪质疑，毕竟新住民从居留、定居到国籍取得，已在台湾生活数年以上时间，对当地日常生活及公共事务有一定程度了解，宜检讨放宽上述期间限制或地方自治团体被选举权，赋予新住民完整参政权益。
性别与种族歧视没有疫苗可预防，所以我们必须致力于改变。台湾新住民56万多人，但为自己发声的权利却极度卑微。在吵吵闹闹的政治修宪议题之外，弱势女性参政并反思消除新住民歧视法规及措施的不足，是台湾应立即着手改变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