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铭升／《公司法》也吹起报复性罢免风潮？
▲永大独董黄福雄召开股东临时会，解任独董陈世洋。（图／记者姚惠茹摄）
近年来于经营权争夺之事件中，大股东们的法律团队不断想方设法，找出法律漏洞来为自己争得公司经营权。
去年（2020）友讯公司之市场派透过独立董事召集股东临时会，将公司派之四席董事及一席独立董事全数「罢免」（《公司法》上称为「解任」）。
今年（2021）才刚进入2月，在本月8日永大公司之市场派（日立派）独立董事召集股东临时会成功解任公司派（宝佳派）独立董事。永大案引起笔者撰写本文之动机。
▲ 永大独董陈世洋。（图／记者姚惠茹摄）
永大公司：日立派 vs 宝佳派
永大案有趣之处在于，在此次事件之前，日立派原本是公司派，已发动公开收购增加持股比率，但宝佳派抢先在公开收购于2019年5月2日完成交割前，由独立董事于4月18日召集股东临时会全面改选董事，成功翻转董事会席次比率，取得经营权成为公司派。
原来的日立派就沦为市场派，可是现在的市场派持股比率已高于公司派，所以今年变成是由日立派罢免宝佳派之独立董事，而罢免的正是前年为宝佳派召集股东临时会之该名陈姓独立董事。
《公司法》允许「报复性罢免」
此不免让人有报复性罢免之感，《公司法》也允许报复性罢免吗？在政坛上，报复性罢免是否允许我不方便评论，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公司法》是允许报复性罢免的。
先说明为什么《公司法》是允许报复性罢免的？《公司法》第199条第1项规定：「董事得由股东会之决议，随时解任；如于任期中无正当理由将其解任时，董事得向公司请求赔偿因此所受之损害。」
神奇之处就在这「随时」二字。所谓的「随时」就是「任意」，不仅是指时间上的任意，更是指理由上的任意；换言之，可以不附理由而解任董事（无正当理由时，顶多只是赔偿董事的损失而已）。
既然《公司法》允许股东会可以在无理由的前提下解任董事，为了报复而解任董事（报复性罢免），当然也可以！这充分展现资本市场就是个金钱战场的特色。
▲ 永大独立董事黄福雄。（图／记者姚惠茹摄）
这个案例，除了突显出报复性罢免的问题外，还有下面两个问题值得讨论：
第一个问题是，此次被解任之独立董事，于被解任后发表声明，指出现行《公司法》第199条之规定不当，「应一律再提高股东出席比例及表决权比例」（原文照录）。依本条之规定，股东会若欲任意解任董事，必须取得股东会特别决议始可，简单的说，大概就是必须有2/3出席，出席过半同意。
那么，这个门槛是不是太低了？财经法的争议，透过比较法的研究是最客观的。依照美国模范商业公司法（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 MBCA）§8.08，也可以不附理由解任董事，由于我国目前是强制采累积投票制，依美国法，采用累积投票制时，若有依据累积投票制计算足以使董事当选之权数是投票反对解任时，则不可解任董事。
白话的说，如果当初支持该名董事的股东，还是继续支持他，则敌对派之股东是无法成功解任该名董事的。可惜，台湾的立法不是学美国法，而是学日本法。依照日本《会社法》，股东会同样也可以不附理由解任董事（第339条），董事若是适用累积投票制选出者，原则上必须以特别决议（与我国门槛近似）才可以加以解任（第309条）。
▲ 左起永大总经理蔡尚育、法务处长林煜翔。（图／记者姚惠茹摄）
《公司法》§199-1需修正
因此，我国目前的解任门槛并没有过低的现象，美日法制也没有规定更高之门槛，没有提高的必要。倘若真的要修改，倒是可以参照美国法的体例去做更细致的设计，而不是一味的要求提高门槛。假设改采美国法，报复性罢免大概就无法遂行了。
若谓解任董事之制度有不当之处，反而是出现在2019年永大公司宝佳派召集之股东临时会。只要一名独立董事召集股东会表示要改选全体董事，则该届董事就必须改选，而无须在改选前先取得董事会及股东会同意，这个制度很不当！这是第199条之1所开启的漏洞，应该先修正的，反而是这个条文。
▲ 永大独立董事黄福雄召集股东临时会，成功解任公司派独董。（图／记者姚惠茹摄）
第二个问题是，永大案中，无论日立派或宝佳派，都是派出独立董事召集股东会，作为经营权争夺的手段（此时的独立董事……独立吗？）。
依《证券交易法》第14条之4第4项之规定，设审计委员会之公司，其独立董事就成为「具监察权之独立董事」，取得《公司法》第220条原属监察人之召集权，然而独立董事是董事、不是监察人，不适合准用此一规定，应删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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